流星小屋

      实在无法忍受这个博客经常性的网站崩溃，所以决定舍弃2005－2009将近5年的全部，逐渐将BLOG迁移到 http://davidlauzju.spaces.live.com/，有太多的不舍，但是好的载体会带来更好的feeling^_^

      这个就是微软提供的WINDOWS LIVE空间，davidlau是本人的英文名，毕业于老和山职业技术学院简称ZJU，后面的spaces.live.com就是空间的域名，好记吧^_^

      欢迎广大同学朋友继续光临本人新的BLOG，欣赏本人万分臭屁并且拙劣的所谓日志^_^

      转一个Tooooooooooooooooooold，但是very helpfu的一个文档需要的小朋友，同时珍藏。

      1.把C++当成一门新的语言学习（和C没啥关系！真的。）；
　　2.看《Thinking In C++》，不要看《C++变成死相》；
　　3.看《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和《Inside The C++ Object Model》，不要因为他们很难而我们自己是初学者所以就不看；
　　4.不要被VC、BCB、BC、MC、TC等词汇所迷惑——他们都是集成开发环境，而我们要学的是一门语言；
　　5.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小编程问题——他们往往并不那么简单，或者可以引伸出很多知识点；
　　6.会用Visual C++，并不说明你会C++；
　　7.学class并不难，template、STL、generic programming也不过如此——难的是长期坚持实践和不遗余力的博览群书；
　　8.如果不是天才的话，想学编程就不要想玩游戏——你以为你做到了，其实你的C++水平并没有和你通关的能力一起变高——其实可以时刻记住：学C++是为了编游戏的；
　　9.看Visual C++的书，是学不了C++语言的；
　　10.浮躁的人容易说：XX语言不行了，应该学YY；——是你自己不行了吧！？
　　11.浮躁的人容易问：我到底该学什么；——别问，学就对了；
　　12.浮躁的人容易问：XX有钱途吗；——建议你去抢银行；
　　13.浮躁的人容易说：我要中文版！我英文不行！——不行？学呀！
　　14.浮躁的人容易问：XX和YY哪个好；——告诉你吧，都好——只要你学就行；
　　15.浮躁的人分两种：a）只观望而不学的人；b）只学而不坚持的人；
　　16.把时髦的技术挂在嘴边，还不如把过时的技术记在心里；
　　17.C++不仅仅是支持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语言；
　　18.学习编程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阅读源代码；

      在年前《Prison Break》Season 4到16集就烂尾了，民间传言的该剧被砍，第四季将会是最后一季经FOX董事长Kevin Reily证实将会成真。制作人Zack Estrin同学说：“我们还剩下8集，包括一个增加的2集大结局，来回答原本22集结尾的一个大问题。”《越狱》第四季的剩余部分将在美国时间2009年4月17日（北京时间4月18日）回归。

      漫漫长假只能苦苦的追《The Big Bang Theory》，《Flashpoint》和《The Mentalist》以度过无聊的寒假。很多同学羡慕有漫漫的长假吧，但是不能转化为RMB的长假其实是很无聊的，和失业在家OR退休在家的本质是一样的 :-(。在此，推荐个人认为是继《Friends》之后最好的喜剧《The Big Bang Theory》。限于拙劣的文笔，转载该剧的介绍和评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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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名】：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
【类型】：喜剧
【官方主页】：http://www.cbs.com/primetime/big_bang_theory/


【剧情简介】
Leonard和Sheldon，聪明绝顶的物理学家，有着那种知道宇宙如何运作的“超级脑袋”，但是说到人际交往、尤其是和女人，他们立刻就变得呆若木鸡。然而，当对门住进了一个性感尤物Penny后，一切都开始变化了。Sheldon安于现状，非常满足于每晚和另两个有着社交障碍的科学家Wolowitz和Koothrappali玩拼字游戏，但Leonard自从遇见了Penny，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切都充满了可能，当然也包括爱情。

【演员介绍】
Johnny Galecki 饰 Leonard

Johnny Galecki最为观众熟知的角色是喜剧《Roseanne 罗珊娜》中的David，他还因此获得了青年艺人奖。除此之外，他还在电视剧《My Boys 我的男孩》、《Hope and Faith 希望与忠诚》及《My Name is Earl 愚人善事》中露脸。

Galecki出演过的电影有《Crystal》、《Vanilla Sky》、《Playing Mona Lia》、《I Know What You Did Last Summer》等等。除了电影电视，他还在2007年首次涉足百老汇舞台剧演出时就获得了戏剧大奖，最近，更凭借剧目《The Little Dog Laughed》获得了东尼奖提名。他出演的《Galileo》也为他赢得约瑟夫杰弗逊奖提名。

Galecki的父亲曾在美国空军服役并被派往比利时，小Galecki正是在那时出生，此后先后居住过芝加哥、伊利诺斯，目前定居洛杉矶。

Jim Parsons 饰 Sheldon

Jim Parsons在连续剧《Judging Amy》中出任常规角色，并客串过CBS的《Ed.》。电影方面，在《Garden State》、《On the Road with Judas》、《Gardener of Eden》里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Parsons在休斯敦大学取得了戏剧学士学位，就读期间，还创办过非营利性的影剧院，在那里他出演了《Endgame》、《Guys and Dolls》等作品。他喜欢弹钢琴和收看体育比赛，尤其是网球、棒球和篮球。Parsons出生于休斯顿，目前居住在纽约布鲁克林。

Kaley Cuoco 饰 Penny

Kaley Cuoco在连续剧《8 Simple Rules 8个简单的道理》中饰演的Bridget Hennesy一角深受观众的喜爱，她更因此获得了青少年选择奖。最近她在电视电影《Fat Like Me》中饰演一个欲揭示青少年减肥误区的学生。此外，她客串出演过《Prison Break 越狱》、《7th Heaven》、《My So-Called Life》等电视剧、《Growing Up Brady》、《Crimes of Fashion》等电视电影及多部电影。她还多次为动画片献声，包括《Brandy and Mr. Whiskers》和《Bratz.》

Cuoco是位颇有天赋的网球运动员，现是南加利福尼亚网球协会的业余排名选手。她还热衷骑马、远足、跑步等运动。空余时间她会和自己救回来的流浪狗Petey、Leo和Zeus在一起，并且经常参加慈善活动。她出生于加利福尼亚的卡马里奥，目前居住在洛杉矶。

Simon Helberg 饰 Howard Wolowitz

Simon Helberg客串出演了《MAD TV》、《Reno 911》、《Studio 60 on the Sunset Strip》等电视剧。此外，还曾在电影《Good Night, and Good Luck》、《For Your Consideration》、《Old School》等中露脸。

Helberg毕业于纽约大学的艺术学院，曾在大西洋剧团受训，还弹得一手好琴。他的父母都是娱乐圈中人，分别是演员Sandy Helberg和导演Harriet Helberg，他出生并在洛杉矶长大。

Kunal Nayyar 饰 Rajesh Koothrappali

《生活大爆炸》是Kunal Nayyar作为常规角色出演的第一个电视剧。此前曾在《NCIS 海军调查处》中客串演出。目前他正在写生平第一部电影作品，他创作的剧目《Cotton Candy》也广受好评并正在新德里上演。他的舞台剧作品还包括洛杉矶大丽花剧院上演的《Huck and Holden》，他凭借此剧获得了加兰奖西海岸地区最佳男主演。

Nayyar早期演奏乐器，从青少年时期就踏入了演艺事业。高中毕业后，他离开印度前往美国主修商学，并在波特兰大学修习了很多表演课程。大学后面几年中，他凭借剧目《The Rose Tattoo》获得了最佳演员提名，并受邀参加美国大学生艺术节竞赛单元的角逐，最终获得大奖。之后他在费拉德尔菲亚大学取得了他的硕士学位。

大学期间，Nayyar是乒乓球的校队成员并代表在北印度地区参赛。他还喜欢蟋蟀。他说自己名字的意思是“善于发现美好的事物”。他出生于英国伦敦，青少年时期都在新德里度过，目前居住在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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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自CBS官方新闻发布稿）这是一部以 "科学天才" 为背景的情景喜剧，这倒非常罕见。主人公Leonard (Johnny Galecki, "Roseanne") 和 Sheldon (Jim Parsons "Judging Amy") 是一对好朋友，他们的智商绝对高人一等，因为他们对量子物理学理论可以倒背如流，无论你问他们什么问题，都难不倒他们。但是说到日常生活，这两个不修边幅的男孩就彻底没了脾气－－生活中柴米油盐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却让他们有迷失在太空里一样的感觉，他们所掌握的那些科学原理在这里根本没有用武之地。直到有一天……隔壁搬来一位美貌性感的女孩Penny (Kaley Cuoco, "8 Simple Rules...")，顿时吸引了两人的目光。Penny是个剧作家，平时还在饭店打工，她个性开朗，待人友善，最重要的是－－她最近刚刚变成单身。

　　但令Leonard和Sheldon失望的是，美女对两人都没有意思，反而对花花公子Howard Wolowitz(Simon Helberg, "Studio 60 on the Sunset Strip")产生了好感。Howard绝对是那种可以俘获女人芳心的帅男，他甚至称自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卡萨诺瓦"（1725-1798，意大利冒险家，以所写的包括他的许多风流韵事的《自传》而着称，后来该词被引申为"风流浪子，好色之徒")。喜欢有事没事围着别人转悠，大谈特谈相对论的 Rajesh Koothrappali (Kunal Nayyar, "NCIS")也引起了Penny的兴趣。

　　一个美女和四个科学怪才的故事就这样在笑声中悄然开始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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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合肥网友在豆瓣上的剧评－The Big BANG Theory SEASON 1 印象(修订版）

      故事发生在四个nerd和一个金发美女之间。这四个nerd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科学家。这个故事似乎只能发生在加州理工，不是因为挨着好莱坞，而是因为加州理工出过费曼，盖曼，他们的天才以及率真的个性为人所熟知。在中国的书店中很容易能够找关于费曼的书，读后你会发现，在The Big Bang Theory中，经常能够看到他的影子。
　　
　　两个智商加起来等于360的男主角邂逅了他们的新邻居，一个金发美女。其中一个男主角对她心生爱意。故事的主线应该就是第一男主角追求女主角的过程。天才们的日常生活便是笑料的来源。
　　
　　一、人物形象设置
　　
　　从人物形象来看，编剧对于人物形象的设置还是比较成功的。这里有五个nerd（我把Leslie Winkle 也算进去，她是个不亚于sheldon的天才，在未来的剧集中这个女士应该有更多的戏份才对）和一个普通女孩。五个nerd的特点鲜明，笑料基本是由他们不同于常人的行为展开。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在这部剧集中，这些天才超高的IQ和超低的EQ之间的矛盾，造就了那些令我们捧腹的笑料。
　　
　　1、Sheldon Cooper：
　　
　　Sheldon同学是IQ高达187的天才，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的科学家，15岁去德国Heigelberg学院做客座教授，研究方向是弦论。作为IQ最高的nerd，相应的，具有最低的EQ。极其自负，拒绝相信世界上有比他聪明的人，认为自己是万能的，不可能出错。极其率真，总是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比如在第一次与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系主任时，“坦率”地指出对方很愚蠢。完美主义者，有极强的强迫症，不能忍受一切他认为不合理的东西：例如如果他看你穿的衣服不顺眼，他会不厌其烦地通过各个学科的理论规劝你把衣服脱下来，当然这是在你清醒的情况下。如果是在你睡着时，你醒来之后会发现你的衣服已经不见了。
　　
　　因为他的IQ和EQ差值最大，所以Sheldon是这个剧集中笑料最多的人。他的笑料来自于自己的率真。可以明显感觉到，在剧集进行过程中，编剧对他的性格特点不断调整：开始几集中Sheldon是率真得可爱。可能编剧感觉到这种率真的“笑果”，于是在后面几集中不断加大Sheldon同学率真的程度，于是后面几集中，Sheldon同学虽然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笑料，然而他的率真开始往刻薄、自大、令人讨厌的方向发展。随后，编剧慢慢发现了这个趋势，所以在“时光机器”这一集中将这种趋势阻断。在这一集中Sheldon同学没有再像前几集那么讨厌，甚至开始主动关心别人，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真是很大的进步。然而可能调整力度过大，这一集的“笑果”稍显平淡。在之后的剧集中，Sheldon的率真逐渐往无害方向调整，当这一季结束时，个性特点已经基本定型，率真可爱，一本正经。
　　
　　其实从Sheldon身上能够看到很多前辈天才的特点：他不爱户外运动，这点和很多天才类似。据说爱因斯坦在瑞士的专利局当小职员，刚刚发现相对论时，劳厄去拜访他，并邀请他一起登山远足。爱因斯坦去了。劳厄爬山爬得很开心，然而爱因斯坦却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要登山。再者，Sheldon极其自负，不承认自己会犯错，不承认别人会有能力指出或改正他的错误。这点像极了施温格。上世纪中期，施温格和费曼独自用不同的方法发展了量子场论。两人的方法在数学上等价，只是施温格的方法复杂难懂，费曼的方法简单易算。当全世界都接受费曼的方法时，施温格坚持不使用费曼的方法，导致他任教的哈佛大学物理系的学生，无法在课堂上学习到这种费曼的简便方法。此外，Sheldon的率真、尖刻，不是活脱脱就是费曼吗？
　　
　　经典场景：
　　
　　Sheldon的姐姐告诉他，自己常常向别人夸耀自己有个聪明的弟弟，是个火箭科学家（美国人常常这样称呼天才）。Sheldon立刻火冒三丈：火箭科学家？火箭科学家？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我是金门大桥收过桥费的？我是研究弦论的理论物理学家，火箭科学家？太丢人了……
　　
　　PS：（1）有人说Sheldon长得像吴彦祖……
　　
　　（2）Sheldon喜欢在一件长袖T恤外面套一件短袖T恤，T恤上的图案通常是科幻电影或者卡通中的形象。某日居然在网上看到一个专门网站http://sheldonshirts.com ……
　　
　　2、Howard Wolowitz
　　
　　Howard是加州理工大学应用物理系的科学家，有工学硕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应该是智能控制方面，设计了一颗给木卫星拍摄高分辨率照片的卫星。此人极其猥琐，总有不切实际的性幻想，并且自认为魅力非凡。有较高语言天赋，会六种语言（包括中文），这些外语主要用途是用来和女人搭讪，和让周围的人感觉到恶心。对花生过敏，吃了花生后全身会肿得不成样子。智力应该算是五个nerd之中较低的，经常被Sheldon嘲笑。
　　
　　作为次要的主角，Howard的塑造是成功的，由于这个戏的主线较为单一，Howard等次要角色的存在很好的分担了主角产生笑料的工作此外，虽然Howard是猥琐至极的人物，但也可以理解成，天才的率真，敢于表现自己的饥渴和猥琐。其实，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Howard。
　　
　　PS：
　　
　　（1）此人在Friends后传Joey中也扮演过一个类似的角色，也是加州理工的，一样的天才，一样的猥琐。
　　
　　（2）喜欢穿搞笑的紧身裤，皮带扣是亮点（常常用蝙蝠侠等的皮带扣）——在http://sheldonshirts.com 里有专门介绍。
　　
　　3、Rajesh Koothrappali
　　
　　羞涩的印度小男孩，一口地道的印度英语，研究方向是粒子天体物理。据说Sheldon站在他身后十分钟后，设计出一个软件来替代他的工作。这样看来也许他是从事实验数据处理方面的工作。他具有非常强的社交障碍——不能和女人说话（喝酒和服特效药的状态下除外）。Raj的智商在nerd中应该是最低的。
　　
　　Raj的设定无疑是很成功的。他的文化背景、个性特点自然而然地就引出很多笑料。在大学课堂上，有老师告诉我们，在美国的sitcom中种族歧视比较严重，常常是白人做主角，其他人种通常都是龙套。仔细回想看过的sitcom，还真是这样，Friends中，你见过黑人吗？唯一的一个华裔女孩Julie，还被Ross甩了。只有一部由黑人投拍的Everybody Hates Chris是以黑人为主角。在The Big Bang Theory中，Raj作为一个次要的主角，实属不易。
　　
　　4、Leslie Winkle
　　
　　这个女士虽然不是主角，在全季中只有3集出场，然而表现实在抢眼。她应该是一个实验物理学家，在她的实验室中，有激光（她用来加热方便面）、液氦（因为没有刀切香蕉，所以用液氦把香蕉急冻，继而敲碎用来冲麦片）。她正在研究双轻粒子超对称性。
　　
　　她是一个绝对理性的人，在她身上，看不到任何感性的存在。无论是什么话题，约会、调情，她都保持着一成不变的冷静。她定义了评测接吻好坏的参数，解释了与主角之一上床的原因——大脑中激素使得她产生性欲，因此通过此次上床解决了到新年期间的性欲问题？！！
　　
　　这个角色虽然出场不多，但是是十分重要的一个角色——为Sheldon提供了一个对手。Sheldon总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然而Leslie的出现给了他沉重的打击——Sheldon没有解决的问题Leslie随手解决了；Leslie帮助其他nerd击败Sheldon拿到了“物理碗”。 Sheldon虽然嘴上不承认Leslie的优秀，但从他对Leslie的忌惮也能看出他内心对于Leslie的认可。Sheldon总是不可一世，观众乐于看到他被击败的样子。Leslie的出现恰好满足了让观众的愿望。
　　
　　Leslie是不亚于Sheldon的天才。首先，她与吴健雄类似，是顶尖的实验物理学家。一般说来，实验物理学家都是紧跟理论物理学家身后，验证他们的理论；或者是偶然发现某个现象，为理论物理学家提供素材。然而，Leslie能够轻易地完成理论物理学家Sheldon没有完成的推导过程，这说明她的理论功底也很强，强到如Sheldon说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程度。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发现以来，举世公认的最后一个能够在理论和实验上都有建树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独一无二，连费曼也不得不佩服的，培养出李政道等人的费米。Leslie显然具有成为费米的潜质。
　　
　　PS：很多人都有让Leslie和Sheldon成为一对，看看有什么好戏发生的欲望……
　　
　　5、Leonard Hofstadter
　　
　　IQ为173，加州理工的实验物理学家，本剧的第一男主角。目前正在研究海平面宇宙射线中的软成分。视力奇差，离了眼镜无法看清东西。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半乳糖苷酶，因此不能吃乳糖。
　　
　　之所以将本剧的第一男主角放到后面，是因为与前面四位相比，Leonard具有较为正常的EQ，没有前面几位那么突出的社交障碍。这是必然的：各种各样的nerd都有，但是主线却是正统的爱情故事，那么，必须要一个EQ较为正常的人来担负起第一男主角这一重任。想必EQ超低的爱情，编剧也无法想象是什么样子的吧。也正是因为他的EQ正常，他的笑点只是普通的羞涩和书卷气，很多时候不如Sheldon抢眼。与别的几个nerd相比（高IQ的无敌的理智和实用主义，或者是猥琐或者是语言障碍），他的善良朴实为他赚了不少形象分。
　　
　　6、Penny 　　
　　
　　女主角，金发美女，The Cheesecake Factory的女服务员。这个角色的文化程度和智商与前几位角色相比，显然不是一个档次的——高中念了四年才念完（美国高中就是四年，不过对于sheldon来说，花四年念高中，无疑是智商低的表现）。有很多人认为，这个角色不出彩，没有存在的必要。然而，也正是要有一个稍微平凡的普通人在这些nerd中间，才能够衬托出这些nerd的天才。性格热情开朗，是典型的邻家女孩。也只有这样开朗的女孩，能够忍受Sheldon的唠叨和Howard的猥琐。
　　
　　二、剧情设置
　　
　　前面说过，故事的主线应该只有一条，就是Leonard追求Penny。在最终追到penny之前的时间里，这些天才的业余生活都是笑料的来源。
　　
　　从season 1来看，这样的剧情设置还是能够满足需要的。观众从没有看到过以天才的生活为题材的剧集，从而将目光都注视在了这些nerd身上。理工科出生的观众会眼前一亮，产生强烈的共鸣，而其他观众即使听不懂Sheldon的长篇大论，也可以把他说的东西当作冷笑话，不影响“笑果”。
　　
　　然而若只是这一条主线，还想继续保持剧集的高质量，只能依靠编剧的功力了。Friends之所以能够坚持10季长盛不衰，是因为里面主角性格各异，主线丰富——有Ross和Rachel的爱情，Monica和Chandler的爱情，Joey的事业，等等。而从The Big Bang Theory Season 1来看，主要情节都是集中在Leonard和Sheldon身上，而他们讨论的话题，也主要是Penny。
　　
　　主线好比是剧集的骨架，如果骨架不结实，撑不起里面的内容。在以后几季的发展中，应该还会有新的角色，新的主线的加入。Sheldon虽然是主角，但是通常他的笑料都是在唱独角戏，经常抢Leonard和Penny的风头。所以Sheldon的角色还会有适当调整。也许还会加入一个能够容忍Sheldon并疯狂爱他的女孩，为Sheldon发展一段感情。
　　
　　三、The Big Bang Theory的科普意义
　　
　　不得不赞扬美国编剧们的高素质。在The Big Bang Theory中，nerd们张口就来的科技知识包罗万象。除了他们本行的物理学，其他的诸如化学、生物学、医学、电子信息等他们也能脱口而出。所介绍的知识，有最前沿的，也有最贴近生活的。
　　
　　这无疑是充满了积极意义的。还是回到Friends。在Friends中，只有Ross一个人是科学家，当他介绍科学知识时，周围的人都显得不耐烦，甚至嘲笑他。他们并不觉得Ross当知识分子有什么好，甚至很多时候觉得Ross很愚蠢，观众也跟着接受了这一观念。
　　
　　而在The Big BANG Theory中，到处都是有知识的nerd，他说的东西，可能会引起你发笑，可能会让你听不懂。然而观众们明白，虽然他们行事怪异，但是他们是天才。你可以不去深究，只是当成nerd在胡言乱语，一样可以让你发笑；但是有时候，nerd们会对这些名词做出一些解释，有时候，有的观众会有愿望去查找去了解这些知识。
　　
　　现阶段，广大人民的素质都提高了，所以，仅仅教导人们正确的价值观，教导人们去积极向上已经不够了。拥有正确价值观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的人们，需要这样的手段，没有一点说教成分，让他们在欢笑中学到知识，这才是真正的寓教于乐。当人们坚持看下去，必定会慢慢地接受剧集宣传的那个观念：Smart is the new sexy。
　　
　　最后，以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场景来结束本文：
　　
　　四个nerd通过电脑发送信号到卫星，然后让信号经过长途跋涉后传送回来，控制电灯的开关。
　　
　　Penny问他们：有开关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干？
　　
　　他们说：
　　
　　Because we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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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网友同样在豆瓣的评论：

      演员们个个肢体柔软、眼波生动、言语自然，剧集巨澎湃、巨萌、巨科学。
　　
　　《奋斗》里只有一个“才华洋溢”的陆涛，《the Big Bang Theory》讲的却是漫山遍野智商超群的高材生。随便抓个看门房的老大爷，也是偷渡到美国的前苏联物理学精英。
　　
　　《越狱》中撕脚飞永远只有一个便秘难受的装酷表情，《the Big Bang Theory》主角却是无论刚强或柔软，都教人揪心揪肺笑得喘不过气的“吴彦祖”。
　　
　　《英雄》里的群像太过单薄，只有hiro和克莱尔具有吸引人的自身魅力。但在《the Big Bang Theory》里的每一个演员，都是会跳艳舞的三文鱼，鲜动灵活，活宝万分。
　　
　　也许以上的比较有些无聊。但同样是女生底裤，在车模妹妹们的偶然一露，与pub勾搭来的mm进浴室后搭在陈衣篓边的那一条，肯定让人感觉完全不同。

      两个智商高于360的家伙，如果还具有电车男的宅男气质：玩《光晕》、玩《魔兽世界》、看《太空堡垒卡拉狄加》……再加上常来串门的另两位同学：自诩情圣和语言天才的工程学硕士，和在女人面前便无法说话的印度人。这个无敌的四人组合，他们宅在一起的时候爆发出来的无敌笑料，精彩到让我如今想要用文字来推荐，但都不知道从哪里写起。
　　
　　妙到颠毫的片子。倾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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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续貂下个人剧后感：

      这个剧从研究生时代，大概是07年的冬天开始看，真是太TM的搞笑了。——历史和总评

      由于是学数学的关系，特别是和物理有点靠边，其实对物理什么都不懂。经常听丘道长等大牛和我老板（虽然对物理一窍不通却也想沾点弦论的边好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吹弦论长弦论短的，多多少少对弦论感到比较亲切。ZJU又是请霍金同学、威腾同学（菲尔滋奖的大牛）来宣讲普，宇宙的起源、宇宙大爆炸、弦论等等，对The Big Bang Theory就已经很有感觉了。从中确实了解到了一些东东，比如薛定谔猫（Schrödinger's cat ）居然还可以如此使用，牛，确实牛。编剧真是牛逼大了，UCLA物理系的教授是该剧的顾问为该剧增色很多。

      一群PHD的笑话其实在我们身边甚至是宿舍内就存在，只是没这么夸张而已。大寝室内5051的李龌龊同学就是这样的人物，室友腐男初同学同样是如此的宅，对动漫迷的一塌糊涂，和李龌龊同学在一起不是动漫就是游戏，和他们一起吃饭简直是受罪阿。两个如此宅的家伙无可质疑的是IQ非常了得的家伙。在给寝室带来烦恼的同时也带来了欢乐。看The Big Bang Theory能看到这两个Gay的影子，能回忆起研究生欢乐的寝室生活。

       再次推荐此剧给朋友们～～

       PS：该剧的主题曲很有意思，准备作为铃声（可能会很雷），贴上来给共享下

视频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8MguIMmCI&eur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3b9efb0100b2fj.html
　　
歌词
　　THE BIG BANG THEORY——Barenaked Ladies
　　Our whole universe was in a hot dense state,
　　Then nearly fourteen billion years ago expansion started. Wait...
　　The Earth began to cool,
　　The autotrophs began to drool,
　　Neanderthals developed tools,
　　We built a wall (we built the pyramids),
　　Math, science, history, unraveling the mysteries,
　　That all started with the big bang!
　　"Since the dawn of man" is really not that long,
　　As every galaxy was formed in less time than it takes to sing this song.
　　A fraction of a second and the elements were made.
　　The bipeds stood up straight,
　　The dinosaurs all met their fate,
　　They tried to leap but they were late
　　And they all died (they froze their asses off)
　　The oceans and pangea
　　See ya, wouldn't wanna be ya
　　Set in motion by the same big bang!
　　It all started with the big BANG!
　　It's expanding ever outward but one day
　　It will cause the stars to go the other way,
　　Collapsing ever inward, we won't be here, it wont be hurt
　　Our best and brightest figure that it'll make an even bigger bang!
　　Australopithecus would really have been sick of us
　　Debating out while here they're catching deer (we're catching viruses)
　　Religion or astronomy, Encarta, Deuteronomy
　　It all started with the big bang!
　　Music and mythology, Einstein and astrology
　　It all started with the big bang!
　　It all started with the big bang!　　
　　　　
中文翻译
　　我们的宇宙曾处于炎热致密的状态，
　　然后大约一百四十亿年前它开始膨胀。
　　等一下……
　　地球开始冷却，
　　自养生物开始繁殖，
　　尼安德特人发明了工具，
　　我们修建了长城（我们修建了金字塔）
　　数学，科学，历史，探解奥秘，
　　那都是是从大爆炸开始！
　　“自从人类出现”其实并非那么久，
　　因为每个星系的形成的时间都比唱这首歌的时间还要短。
　　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各种元素产生了二足动物开始直立行走，
　　恐龙们遇到了天灾它们尝试逃离但是太晚了它们都死了（他们都被冻死了）海洋和泛古大陆（OTL）
　　这都是由于大爆炸引起的！
　　它正向外膨胀但是终归一天它会使星系向内运动不断塌缩，
　　我们到时早就不在，
　　所以不会痛的是最好不过的图像，
　　那将导致一次更大的大爆炸南猿（最先于非洲发现的灵长类化石）
　　一定觉得我们很烦人
　　讨论不休而他们正在捕捉野鹿（我们在捕捉病毒）
　　宗教或天文，微软百科，申命记（旧约之一卷）全都从大爆炸开始！
　　音乐和神话，爱因斯坦和占星术全都从大爆炸开始

      到了2008年的最后一天了，总结下一年的回顾。这一年，中国有喜有悲，一月的雪灾，四月的达赖，五月的地震，八月的奥运。这一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爆发，股市从牛市转入熊市（ms和我无关），楼市面临崩盘（利好消息阿！我还没房子）。

      2008年，我毕业了，先后拿到了4个OFFER，据了2个，签了1个，毁了1个。脑子烧坏的选择了回家，让我现在极其想去读博。

      前半年，极其痛苦的憋出了一篇硕士论文，居然还混了个优秀，华丽丽地骗取了一张毕业证书和一个科学硕士学位。和同学们腐败数月，和老涂狂饮，直接导致两次大醉，肯定是空前希望是绝后，TNN的难受了。

      后半年参加工作了，主要任务就是从事诲人不倦和误人子弟事业，负责概率统计的教学和数学建模竞赛指导。顺利的成功的完成了概率统计的主讲任务，再不出原题的前提下降低试卷难度，成功的保证了不及格率在合理范围内使得接下去的改革还有的搞。再一个就是数学建模了，希望以后在学院混的时候不要把我的名字和建模划等号，不然就混的太悲惨了。极其狗屎的中了两个全国奖，使得建模指导业绩夸大型的累计到了美赛指导中Meritorious Winners (俗称美赛一等奖) 2个，Honorable Mentions(俗称二等奖) 13个；指导全国赛中国家二等奖3个，省二1个，省三2个。郁闷的被学院低调处理。

      展望下明年。1、高举考博大旗，积极从事考博事业，着手联系博导先生们，看哪位博导同学能收留俺。2、完成教学任务，拿了钱还是要办事的嘛。3、监督熊猫等同学从事考研和2+2事业。4、多看书，看好书。5、消极应付一些繁琐事务和一些不能说的秘密。

      不经意间脑中突然划过了高中时代高三英语老师吴旋女士的一句话“你要沉的下来”。虽然对老吴不感冒，但是这句话确是足以警醒自己的。

      高中时代自以为是的认为自己了不起，整个高三和化学老师搞对抗，直接导致了理综的惨败。妄想以数学来补英语，没想到那年数学狂简单而英语极其惨痛。高考遭遇滑铁卢。

      老了，居然学会回忆过往了。回想起来，还是自己当年太年少轻狂，多年来不断的反省自己，然而自己却迟迟未有改进，现在还是当年那个熊样。

      英语还是那么衰，捡漏似的在大二上学期低空划过4级却领了无数张6级准考证。一直想好好学习英语，已经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失去了很多很多。可是直到现在还是未见动静，自己的自制力和执行力确实太差太差了。是该醒醒了，该做的事总是有的，不能再以忙作为逃避的借口了。一直告诉朋友做错了失败了是没有借口的，可是自己总是在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应证了初中时代敬爱的竺老师的话“是一个对他人要求很高而对自己很松的人”。确实，自己就是这么一个人，竺老师当年的做人的教导一直在耳畔警醒，随着岁月的流驶在逐渐修正自己的做事做人的态度，却还是有太多的缺陷。

      这几年ms表面还算是比较可以，但是实际上自己确是无论是数学还是计算机还是其他都没有学好，都是浮在那里，总是说的比做的多的多。总是天天立志却从来不在行动上体现。匆匆的过了6年多，这6年多仔细回想没有一个技能是自己能满意的，换言之是可以拿的出手的。事实惨痛的告诉自己是没有。确实是失败。在网络上挥霍了大把的青春，然后自己需要的生存技能却没有一样，表面上ms广博，事实上却是如此的空洞，可谓是豆腐渣工程。仔细检讨自己确实是一个毫无能力的可怜虫。

      在数学上，什么都没学到。基本的微积分都忘光了。看个定理需要看个几天，过了几天后却还是忘的光光的。有愧数学系毕业。计算机方面更惨，现在练基本的 “hello world”都不会写了。除了一些基本的概念知道外，对于业界的东东现在已经一无所知，对于动手能力业已为ZERO。

      越想越冒冷汗阿，自己如此的无能却对他人如此的要求多多。在自己没有能力前是没有实力对他人说什么的，自己却是如此的无理。

      需要麻木，需要沉寂，在沉寂中积累。当自己在无能的时候只有在平凡中使自己沉寂下来，默默变强，当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再去做与自己能力相符的事吧。一定得沉寂下来。感谢下老吴的7年前的这个劝告，真挚的感谢！希望现在的觉悟不是太迟。

      累了，虽然很不想说累，很不想示弱，但是无论如何确实很累了，心里疲倦了。。。

      需要休息，需要调整，需要麻木。学妹说“在平凡的年代，我们都很平凡，不同的是我们是否甘于平庸”，我甘于平庸吗？答案是否定的。但是我能不平庸吗？答案却是未知的。不平庸需要能力，需要勇气，需要牺牲，需要痛苦，需要太多的失去。。。。。。

      档案遗失、工作不顺利。。。，不知不觉中太过喜欢省略号了，不知不觉总喜欢上了忧郁，不知不觉中。。。，太多的不知不觉中，或许确实需要麻木。

      麻木能忘却烦恼，麻木能使人堕落，就暂时让麻木占领自己吧。

      做好自己的平凡，在沉默中使自己慢慢改变，希望能逐渐变强，在沉默中积累到有质变。做好自己够了，让那个自己消失一段时间，希望不是永远的死亡。。。

    又被点名了，如实答吧

1、刚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你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同学朋友们都有好的归宿了

2、刚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你最难过的事情是什么？ms没有最难过的事

3、将要到来的日子里最大的心愿是什么？自我增值吧

4、如果现在可以让你随心所欲去旅游,想去哪？普林斯顿

5、你最满意自己身体哪个部位？与别人初次见面你会先注意他（她）哪个部位？IQ，性别

6、失眠过吗？你用什么办法对抗失眠？偶尔，看片

7、会不会做饭？你希望你的伴侣会做饭吗？不会，of course，不然就饿死了

8、你最想做哪个动画片角色？为什么？仙道，飘逸

9、你心中我是怎么样一个人？当然是猪拉，地球人都知道

10、如果可以重来，你最想改变的是什么？观念

11、你觉得自己是个自恋的人么？应该不是

12、爱人爱到怎样的程度才算是超过爱自己呢？为之牺牲吧

13、你理想的伴侣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善解人意

14、最近在听的歌曲？多了去了

15、你会出于什么样的理由结婚? 或者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单身？水到渠成

16、如果现在你有自由权利可以杀掉一个人，你选谁，为什么？如果你现在可以随便KISS一个人，你选谁，为什么？诱人犯罪阿，未来LP

17、你还生活在过去吗？没有

18、和恋人分手了你会把对方的手机，MSN，QQ删掉么，如果删掉为什么？不会

19、给你两个选择，一个是安逸的生活，一个是紧张的都市生活。前者的环境下只能满足一般的吃喝玩乐，很难有所剩余，后者有高薪工作，富足生活，但压力很大。你选择那种？后者，喜欢挑战性的生活，需要进化嘛

20、请列举三件你拥有的最奢侈的东东？钱、人、情

21、你对于永远的定义是什么？forever

22、你觉得自己是偏理智还是偏感性？理智
23、你经常发呆么？偶尔

24、你觉得朋友间相处，最无法容忍的是什么？不信任

25、如果你的爱人曾背叛过你，他还爱你，你会原谅他吗？看心情

26、什么样的日子是你认为的重要日子？在重要的日子里，想得到或送出怎样的礼物呢？自己在意的，看情况

27、倘若时光可以倒流,你希望你现在可以回到几岁？6岁，可以重新开始童年，一定会比现在好的多

28、如果以生命做代价,你愿意用它换取什么？世界和平，MS很假

29、请用一句话说明你是怎样的一个人？男人

30、你相信长距离的恋爱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31、请你吃KFC，然后要你马上反请哈根达斯，你会去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32、明天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那还要为了明天而努力吗？这简直就是绝对的嘛

33、你相信命运么？不相信，我相信自己

34、上面这些题目里，哪个让你犹豫的时间最长？20

35、你最看重工作的哪一方面，发展前景？薪水？爱好？清闲？或者……？平台

      纯属玩笑哈，进来看到的筒子们也来玩玩吧

      这周是第12教学周，再过三周就能结束全部课程进入冬眠了。整个教学周有太多的自己的事想做，但是有太多工作的事要做，连完整的看一本100多页的书的计划都没做到。或许工作以后真的有太多的身不由己，应该还是自己太赖，一直都没能克服自己的惰性战胜自己最大的弱点。

      越是工作却越是想再进一步深造，也着实感到自己太肤浅，用前江CORE对凤凰记者的话说就是TOO SIMPLE, TOO NAIVE。三本的学生每年交16800大米，但是基础课却是一个刚毕业没有任何教学经验的小硕教的，虽然已经尽心备课讲授，但还总感到面对学生有太多的亏欠。如果下次再教概率统计的话应该会好的多吧，只能这样勉励自己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胆子已经是如此的肥，以至于下面坐的不论是教授还是领导都能当作视而不见，面不改色心照跳，只是不敢像平时那样胡侃开玩笑而已。三个老大都已经听课过了，安全过关。在以后的教学中，板书、字体、语速等需要极大的改进。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能让我体会改进，呵呵。

      感到忙碌但是却不见忙出什么结果，这个可能就是所谓的穷忙吧。三个月中好像什么都没做，丝毫感受不到成就感和满足感，越来越多的确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无奈。。。

      好在下个学期课少，课排的好的话两个上午就能搞定了吧。其它的时间能做自己的事了，TOFLE，GRE我必杀之，哪怕我到了80岁，奶奶的。。。

      从7.20开始到9.21，经过漫长的等待，YPCOL的建模成绩总算出来了。5个组，2个推荐全国，1个省二，2个省三，较之之前YPCOL的历史最好成绩“省三”那不是好的太多，可能在近5年内也是空前绝后了，今年是把后面几年的RP都用光了，至少得积累个几年或许才会再有如此成绩吧。经过了纵向历史比较，再进行下横向比较，就在独立学院中今年成绩可以说是绝对的第一了，就在全省高校包括浙大和杭电而言，今年的推荐全国奖效率居然也是全省第一。今年这是太狗屎了。居然一不小心超过本部了，"Sorry"，不是故意的，ms很欠扁的幸灾乐祸的样子呵。。。又损RP了，要低调低调，要积累RP。。。

      刚接收这帮娃的时候还真担心，一看名单几乎全是一年级的小朋友，当时顿时心里那个寒阿。一年级的小朋友才学过微积分和线性代数，并且YPCOL的小朋友估计是考完微积分和线性代数马上就忘了怎么积分和什么是矩阵的，通过教学来看事实上还真确实如此。更不用说是概率统计和运筹学方面的知识了。并且绝大部分是经管类的学生，理工科的学生凤毛麟角，在程序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了。虽然情况恶劣，可是无路可退，那时候就想如果能有比去年省三更好的成绩都是奇迹，尽管后来结果是如此的出乎意料。

      在机房安排方面可是煞费心思了，好不容易安排了个机房居然是语音教室，倒是挺新，一进去就吸甲醛。个个头晕目眩，眼痛眼红，泪流不止。经过了将近一周的吸甲醛工程终于被我们吸完了，学院应该给我们健康损失费，虽然这是不可能事件。在一周内队员也从9个队半的29个人剧减到5个队的15人，将近一半跑路了。这也从而有效的减少了我的工作量，再经过半周的观察后再淘汰了一组，剩下最后4组。还有个小插曲，最后结果推荐全国的那组在那个时候也提出退出，建议她们思考后最终决定留下并最终有所收获。再次验证了人生最关键的就是那几步，只要坚持不懈就会有收获。哪怕即时没有达到预期期望，但是会比别人更接近目标。每个人的努力，无论是正途还是弯路都不会是白费的，即使是弯路或是看起来ms无用功都不会是白费的。弯路是为了以后更多的走通途，即使现在看起来是无用功也总会在日后的某个时刻突然需要的，这个或许就是所谓的积累吧，换个词叫厚积薄发吧。

      三个阶段的集训从最初的基本知识学习、不断练习和专业技能学习三个阶段，具体过程是国家机密了^_^。从最终的极其UGLY的-5页的所谓论文到后来包括洋洋洒洒40多页的包含比较流行时尚的灰色预测、时间序列、BP神经网络的计量经济方面或是运筹方面的非线性规划的论文，这帮娃真的投入太多太多。一年级的娃连续将近一个半月在机房打地铺，尤其对于这些三本院校的家里的小公主和小皇帝来说，让我太多感动了。虽然在嘴上和行动上我总是更高更多的要求他们，一次次的将标杆提高，不遗余力的打击他们，让他们看的到希望但总是达不到以此来激发他们。但他们最终坚持到了最后，真的为他们骄傲。虽然有两组的成绩有点出乎我意料的低，毕竟是高校间要平衡，另两组不幸的成了牺牲品，但是我相信他们在建模集训阶段的所学定会在将来的学习和工作中会体现出来的，成为优秀的学生和员工的。

      虽然在很多高校数学建模是指导教师做的，但是老杨的教导不敢忘。指导教师比赛中绝不插手，虽然很多教师不理解为什么不遵守潜规则亲自操刀。本部的庞大的以近10人的教师团队除了个别的外亲自上阵，除了违反竞赛规定不说，从某种程度上是助长了学生的依赖性，无外乎本部的集训就是个形式，在学生的心里就是出工不出力，反正比赛的时候老师会做，如此的恶性循环。再此向本部的成钢、肖凤生和吕小亮表示歉意，由于是临时在9月组成的队，我没给什么指导，他们几乎是在没有指导教师的情况下没有什么集训的情况下取得了省三的成绩，与其它由老师操刀的省一或是推荐全国的组相比，他们的省三更显分量。在三天竞赛期间，前两天要准备岗前培训考试，成功实现了指导教师的“回避”，只有在最后一天陪伴了他们，除了帮他们看了下文章结构，修改了摘要外连他们正文写的什么都不知道，ms我这个ADVISOR有点“不负责任”。尤其对A题到10月份的第二周听他们答辩预演时才把题目搞清楚，从选题到最后的几乎连大方向都没有把握真的有点对不起熊猫组了。

      熊猫、死秀才、泰迪熊、福娃晶晶、TIGER、鸭KING、蔡MM、方圆MM、达达、阿飞、LILY、QIQI。。。。。。为你们骄傲，恭喜你们～～～

      同时也需要感谢学院领导和各相关职能机关，没有陈院、徐老大、吴老大、汪老大、潘主任以及教务处周老师、吕MM和教研室的捏婆、猪猡、章鱼和人鱼的鼓励和支持是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成果的。本部数理信息学院的陆老师、盛老师、何老师、胡老大，师兄师嫂，感谢感谢。。。，至于跳跳、老涂、瓜狗瓜猫、巴布豆、燕飞、死人和NIT的小清清、诚诚、周公公、胡公公等。。。自家人就不用多废话了。

      到今天为止，那个岗前培训MS也居然过了，那个死法规才临考前看了一个小时直接上去考，这样也能过，除了RP外真的不知道如何解释了。乔老大的PAPER，温老大的国家青年基金。。。。。。MS把读研期间的郁闷都弥补给我了，RP阿。。。。。。

      国庆7天转眼就过去了，从国庆第一天放假开始患上的感冒也基本差不多好了。国庆7天，除了最后一天下午在南山球场打了整个下午球后基本都是在计算机上度过的。

      居然备了6天的课，备完了全部概率部分的课程，真是佩服自己了。偶在国庆长假能自觉加班，保持一贯的劳碌命，没有一天休息，偶真是劳模阿。在最后一天也写完了一份经管类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教学大纲EMIAL给老大了。遗憾的是国庆7天实在太短了，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练习题没有出好，试卷也没有出好，试题库也没有开始筹建。机房申请书还没有写，LATEX写书模板没有调试出来。天呐～居然还有这么多的事等着偶～～

      十一长假是购物的好时候，乘着打折购置了不少衣物和运动装备。国商、华联以及各个专卖店纷纷抛出满400减200，满300减160，耐克和阿迪也纷纷开始打折，声势浩大阿。国内出售的耐克，阿迪基本都是江苏、宁波申洲和广东等地代工的，但是居然卖到这么高的价格，真是黑阿，真的还不如买国内品牌，除了牌子外其实质地质量都是差不多的，或许差的比较多的只是款式样子而已。在此不得不说国内的工业设计确实不怎么行，设计出来的款式样子确实比较丑。

      这个十一是偶工作以来第一个十一长假，在忙忙碌碌中病泱泱的度过了，可怜阿。不过备了这么多课希望能用到月底，可以喘口气做尚未做完的事。或许真的要到12月份期末考试后才能有点空，一周12＋3节课真的有点多。。。

      从9.1到今天，偶居然、竟然、赫然开始从事毁人不倦的事业，误人子弟三周了。

      先介绍下，偶在基础部数学教研室工作。本教研室4男4女，男女比例协调。50岁以上帅哥3个，其余的都是30岁以下年轻人，只有偶一个是男的，在四个姐姐的监督下悲惨干活，怎一个惨字了得。。。部门气氛和谐，老大们很照顾偶，比较自由自在。只是在脂粉堆中有宝玉之嫌，希望部门能再进个兄弟就好了。

      3个老大分别是高数，线代和理工的概率的课程负责人。最牛的是汪老大，灰常灰常的朴实的人，在原本部数理信息学院副院长，被我院返聘后是我院最牛的教授了，还是精品课程负责人。第二是吴老大，吴老大不仅课教的好，还深受广大人民群中爱戴，其实最绝的是他的养生之道，有机会一定要聆听下。接着就是偶们部门的老大了，徐SIRE，ms是偶们部门仅次于偶的身高的男性了。徐老大脾气好的没话说，能有这样的老大真是舒服，可以无拘无束的。偶一个没有任何教学经验的小兵拉子居然是经管概率统计的课程负责人，ms偶忽悠大了，要写大纲要出卷子，这个“误人子弟”大了。。。

      接着介绍4个MM，两个是偶师姐的同学，也可以算是师姐了。一个是方道长的学生，一个是蔡星星的学生。想当年偶发EMAIL给方道长想归入其门下被无情的无视了。也曾想过投入蔡星星门下，考虑到星星同学素“湿”人，如果一不小心喝醉了，后果。。。结果放弃了，不过也算是有缘。有一个学姐，扯起关系来还真是遥远，同一个初中，同一个班主任，比偶大三届，任课教师几乎一样。其PP表妹居然还是偶同学，偶师兄和其师姐还是夫妻，真是“袁粪”阿。有偶和她这活宝在，基础部开始地震了，不是今天追闹引起同事以为发生意外带着管理员来巡视就是明天把会议室的桌子给搞塌了，真的是ANYTHING IS POSSIBLE。再一个就是小红姐了，她是本部划过来的，其特点就是找钥匙，结果今天被其传染的也找了回钥匙，最后居然发现在自己腰间，十分打击-_-!!!

      部门中接触比较多的还有一个是人鱼同学，是老大的秘书，精通家务，贤妻良母型的，口水下。。。

      经过几个月的工作，认识了相当部分的同事，都相处的不错，领导们也十分友爱。

      最紧张的就是上课了，每周12节课，备课来不及。这边的学生确实也有点那个。。。，在学习上不是太上心，这个或许是现在三本大学生的共同的特点吧。除了学习外都其它都有兴趣，在教学楼少见学生自修多见学生练舞，学院里边应该有不少舞林高手吧。学了一年的微积分居然还不会最简单的1/X^2的积分，不知道是真的能力差还是偶教的差，有点受打击。课堂提问鲜有做对的， 班长同学居然是挂科的，真的没想法了，或许这个就是独立学院的现实吧。希望自己不要麻痹自己，能有自己的原则而不是真的“误人子弟”，教完一门课后虽然学生都及格了，但是一个月后确全部忘掉。如果某一天自己真的如此了，基本上是该离开学院的时候了，不然“毁人不倦”真的成现实了。

      工作是开心的，也是无奈的，是辛苦的，也是自由的。未来的我何去何从，暂时保密。哦耶！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他真的很棒，一代人中只有几个这样的人，而他是其中之一

陶哲轩在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办公室门上，贴着日本漫画书的海报。他去数学大楼时，常常穿着T恤、牛仔和一双很旧的球鞋，看起来就像他的一个研究生。

他长得很数学：清瘦，斯文，戴黑框眼镜，但骨子里尚留着些孩子般恶作剧式的搞笑，它们由来已久：6岁时，他在家看手册自学了计算机BASIC语言，开始为数学问题编程；他那篇“斐波那契”程序的导言太好玩了，以至于1984年被数学家克莱门特完全引用。2月26日，他在博客上上传了一篇《量子力学与古墓丽影》，做了一系列妙趣横生的类比——看来，他游戏打得不坏。

在美国人听来，他带着澳大利亚口音的英语谦逊而文雅。但2006年8月，这个31岁的青年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受到了摇滚歌星一样的礼遇，因为有“数学诺贝尔”之称的菲尔兹奖迎来了70年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人之一。从会议中心的一处走到另一处，陶哲轩花了45分钟，因为一路上有许多人拥上前来跟他讲话、握手、索要签名。

他在学校的讲座也一样。1月份，在一次关于素数的公开演讲会上，400人将小礼堂挤得只容站立，35个人被转移到隔壁小教室去看视频，而另外想进来的80个人不得不打道回府。

陶哲轩的同事开心地叫他：摇滚明星、数学莫扎特。是的，澳大利亚两座博物馆请求将他的照片作永久陈列，他也是2007澳大利亚年度人物的最后入选者。“这就是帕里斯?希尔顿效应。”他自嘲地一笑了之。

去年夏天，他还获得了麦克阿瑟奖，一个颁发给“天才”、不带任何附加条件、数额高达50万美元的大奖。他没想好怎么花这笔钱，虽然他提到他和妻子去年刚贷款买了房。妻子劳拉，是美国国家宇航局喷气推动实验室的工程师。儿子威廉，4岁，正上幼儿园。

得奖、奖金，都比不上思维的快乐——陶哲轩对外来荣誉的态度几乎在8岁时就定下了。

父亲陶象国，一位出生于上海、1972年移民澳洲的儿科医生记得非常清楚：8岁时，陶哲轩在斯坦利教授主持的SAT-M(大学学术水平测试-数学部分)中得了破纪录的高分760分。陶象国问他想要什么奖励。“他一下子愣住了，可能觉得这问题比SAT的数学题更难。几秒钟后，他说他想要冰箱里的一块巧克力，已经放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快忘记了。我拿给他，他掰了半块给我，转身去看他正读的那本物理书去了。”

“他真的很棒”

普林斯顿大学的查尔斯?费佛曼教授(前神童、1978年菲尔兹奖获得者)说：“他真的很棒，一代人中只有几个这样的人，而他是其中之一。”

陶哲轩现在是调和分析、微分方程、组合数学、解析数论等领域的大师级年轻高手。他知名的研究还包括质数(即正数中只能被1和自身整除的数，如1、2、3、5、7、11、13等等)。虽然随着数的变大，质数变得稀少，但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证明了：尽管如此，质数是无穷多的。

质数，这个已经研究了2000多年的课题，在他看来仍然令人兴奋：许多关于质数的问题依然没有答案，还有许多未知的问题隐藏在按序排列中或随机抽取中。譬如欧几里德相信有无穷多的“孪生质数”(即一对相差2的质数)，如3和5、11和13，等等。但欧氏没有证明这个推测，在他之后的2300年里，也没有人给出证明。

2004年，陶哲轩与现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本?格林教授一起，用质数级数解决了一个与“孪生质数”相关的猜想：一些质数数列间等差，如3、7、11之间，均差4；而数列中下一个数15则不是质数。两位教授证明了即使在无穷大的质数数列中，也能找到这样的等差数列段。

费佛曼博士说：“陶身上有一种很少人具备的素质。当他解决了一个问题，你会对自己嘀咕，这是多么明显，怎么我就没想到呢？为什么前100个碰过这个问题的著名数学家也没有想到呢？”他又说，“如果你有解决不了的(数学)问题，那么出路之一就是引起特伦斯?陶(Terence Tao陶哲轩英文名)的兴趣。”

佩服佩雷尔曼

陶哲轩在博客上说：“俄罗斯人佩雷尔曼对庞加来猜想所做的贡献是过去10年中最重大的。与他同时当选菲尔兹奖得主，我真的很惭愧。”(注：俄国数学天才佩雷尔曼是非学院派，深居简出，过着隐士般的生活，得奖后没去领奖。)

在陶象国先生的帮助下，记者终于看到了陶哲轩去年10月29日在预印本网站贴出的长达42页的论文，题目是：从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看佩雷尔曼对庞加来猜想的证明。

与另一位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由这一问题引发的“炮轰北大”不同，陶哲轩完全从数学本身出发，在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对四组同时攻克此题的论证给出了自己的综合评述，并指出：“至少佩雷尔曼给出了庞加莱猜想的完整证明。”

一位业内人士说：“如果陶哲轩的论证没有错的话，就说明佩雷尔曼的确高出除陶以外的所有人，佩一眼看出的事情，其他三组要大费周折才能论证。而陶显然看出了其中奥妙，所以大加赞赏。”

从文末所附的参考文献里，记者发现，他阅读了包括佩雷尔曼的三篇论文、洛克、摩根-田刚合作、曹怀东-朱熹平合作论文在内的38篇文献，对公认难以琢磨的里奇流领域也下了功夫。陶哲轩却说：“这篇论文比我以往任何一篇论文都长，但我不打算正式发表它。”其内敛、温和、点到为止，令人意会。

陶象国先生还发来了陶哲轩最新的一篇论文——写于2月2日的《什么是好的数学》，基本反映了他浸淫数学30年(如果从2岁算起的话)的体会和思考。他认为，数学品质是一个高维的(high-dimensional)概念，在“好的数学”名下，他列出了：题解、技巧、理论、洞察、发现、应用、展示、教学、远见、公关、元数学等名词；严密、优美、创造性、有用、强有力、深刻、直观、明确等形容词。

“基于技术上的、特定时期的、文化上的考虑，任何一个特定的数学领域或学派都倾向于吸引具有相似思维、喜爱相似方法的数学家。它同时也反映了数学能力的多样性：不同的数学家往往擅长不同的风格，因适应不同类型的数学挑战。我相信‘好数学’的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对于整个数学来说是非常健康的，因为它允许我们在追求更多的数学进展及更好的理解数学这一共同目标上采取许多不同的方法，并开发许多不同的数学天赋。”这是他多元的、宽广的数学观，一如他的人生道路。

“我一直喜欢数字”

“很大程度上，他是看《芝麻街》起步的，我们基本上把《芝麻街》当保姆用的。”陶象国先生在电话里向记者介绍了这部有着30多年历史的美国布袋偶电视片，建议大陆引进这个用于儿童早期智力开发的有趣节目。

“我一直喜欢数字。”陶哲轩说。2岁时，他拿着字母积木教比他大的小朋友数数，他很快学会拼写，能用积木拼出单词“狗”或“猫”。他把玩具当作学习的工具了。

2岁生日过完几个月，陶哲轩对父亲办公室里的一台打字机发生兴趣，不辞辛苦地用一个手指头敲出了儿童书上一整页的内容。父母很快就意识到把他拉回“正常”状态是犯傻。买来的一些幼儿读物都被证明太浅了，于是他们鼓励儿子自己阅读和探寻，非常小心避免让他过早接触太抽象的“功课”。“回过头看，如果你发现了一个天才，最重要的是给他自由，让他玩，让他有时间想自己的东西，否则，他的创造力很快会枯竭。”陶象国对记者说。3岁时，陶哲轩已经显示出相当于6岁孩子的读写和算术能力。

3岁半，陶哲轩进了当地小学，6周后被劝回，因为他没打算在教室呆这么长时间，也没做好准备跟比他大两三岁的孩子一块儿玩，而老师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他又回到幼儿园。

在幼儿园的18个月里，母亲领他学完了小学数学的全部内容，事实上，母亲所做只是引导和刺激，而不是“教”，小陶同学也不喜欢别人告诉他该怎样解题。

陶象国和他的妻子梁蕙兰(Grace Tao)都毕业于香港大学，梁蕙兰是物理和数学专业的高才生，曾在中学教过数学。他们加入了澳大利亚天才儿童协会，向专家学习了很多知识，知道了一些天才的轨迹，像刘杰(台湾移民美国的华裔)，1982年在博伊州州立大学拿到数学学位时年仅12岁，但从此就从数学世界消失了。父亲最初想，陶哲轩只是像他们中的一个那样，早点毕业而已，但与一些教育专家谈过话后，他改变了想法。

“少年时拿到学位，做一个打破记录者，这毫无意义。我把知识比作金字塔，基石打得宽阔坚实，金字塔才能向更高处拔。如果你像建一个柱子一样一心只想快点往上，到了高处就会摇晃，然后坍塌。”

为此他们放慢脚步，5岁才让陶哲轩进入公立学校。父母、校长和老师为他制订了一个特别计划，在数学和科学课程上，他以自己的步调学得飞快，而其余课程跟大家一样。英语课上，他不得不为作文而手忙脚乱。写《我的家庭》时，他在家里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记下一些细节，并排了一个目录。

“我到现在没摸清作文的窍门，我比较喜欢明确一些定理规则然后去做事的情形。”事实上，陶哲轩谦虚了，即使在英语和社会学——这两门他自认的“弱项”上，他也比同龄人超前了4年。

7岁半时，他到当地高中上数学课；8岁零3个月，他出了第一本书，关于用BASIC程序计算完全数。“他依然是一个活泼、有创造力的、有时也爱恶作剧的孩子。”

1985年初，10岁生日前几个月，陶哲轩有三分之一时间在弗林德斯大学度过，学第二年的数学、第一年的物理。余下时间在高中，学12年级的化学、11年级的地理和拉丁文、10年级的法语、9年级的英语和社会学。他仍然与高中同学交朋友。他已在奥数竞赛中拿奖了。

14岁正式进入大学，比他原本可以执行的“快速成才”的时间表推迟了两年。

他在两年内拿到学士学位，一年后拿到硕士学位，然后去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说，他在群体中体会到了融洽，他是最小的一个，但并不总是最耀眼的那个。

20岁，他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24岁被洛杉矶加州大学聘为正教授。

父亲的体会是：打基础阶段，知识面越广博，对攀登金字塔尖越有益处。科学与艺术、数学与哲学，这些学科的分界越往上越模糊，如果你只专一门，就没法往上走。即使在纯数学领域，许多问题也不是数学手段能解决的，譬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并没有多少数学，因为许多概念都超越了计算。

陶家的3个孩子都有数学天分。陶哲轩的弟弟特雷弗比他小两岁，是国际象棋高手，音乐天赋极佳，一部管弦乐作品听一遍就能在钢琴上弹奏出来，但患有自闭症。他后来拿到数学博士学位，现在澳大利亚一家国防科技机构工作。

老三奈杰尔，告诉父母“我不是另一个Terry”，所以，陶象国夫妇放缓他的速度，他拿到经济学、数学和计算机的博士学位，现在是澳大利亚Google的一名计算机工程师。

“我们自始至终强调学习的乐趣、做事过程中的乐趣，而不是为了赢得什么。”陶象国说。

“工作就是我的业余爱好”

澳大利亚的童年，普林斯顿的研究生生涯，陶哲轩眼下居住在阳光灿烂的南加利福尼亚，虽然也有些小缺憾，譬如没雪可铲，但他很喜欢这里。每天早晨，他和加州科技研究所的以马利?坎迪斯教授在幼儿园碰头(他们的孩子上同一间学校)，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

他的研究范围之一：压缩传感大致可以投入应用了。数码相机用上百万的传感器来记录图像，而计算机连上相机来压缩这些数据。“这是一个不一样的策略，同样压缩数据，但我们是在一个无声且不需要额外终端动力的情况下完成的。”在与坎迪斯教授的合作中，他们发现即使丢失了大部分的数据，强有力运算法则的运用仍然可以重建原始图像。

军队很想把这项成果用于勘测：将价廉方便的照相机覆盖战场便可记录每一个相素的数据，每台相机将数据传送到中心计算机，陶教授和坎教授发明的有用的数学技术可以将这些数据变成一张战场全景图，而赖斯大学的工程师们已经据此做出了一架相机。

他对数学的态度日趋成熟。回想当年一串串的数学竞赛、论题会、考试，“就像快跑比赛。而在真实的数学世界里，数学研究应该像马拉松。”但是，陶哲轩也说：“如果你想学好数学，必须从一些最基本的训练开始，好比你想成为一个钢琴家，就得从大量的练习曲开始，虽然这些训练往往是乏味的。”

作为一个父亲和教授，陶哲轩现在还得思考如何教而不仅仅是研究数学。一次傍晚茶让他有机会问4岁的儿子，现在有10块小饼干，客厅里有5个人，每人能吃到几块？儿子让父亲告诉他答案。陶哲轩说：“我不知道啊，你告诉我。”犹豫了片刻，威廉把10块饼干分成5份，每份2块。

他未来的计划是教那些非数学家如何数学性地思维，“这对日常生活大有用处，譬如算一算怎样抵押贷款更划算，我相信可以教会所有人。”

一些人认为数学是穷人/卑微者主攻的学科，陶哲轩却认为它同样能制造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在美国，许多数学家通过运用数学赚到了大钱并赢得人们的尊重，Google的创始人就是数学博士，他们设计了一套数学运算法则来搜索网页，然后成了亿万富翁。而美国的传统，不会嘲笑那些通过努力成为亿万富翁的人。”

“我的工作就是我的业余爱好。我一直想学另一门语言，但暂时还不会开始，慢慢来。”他已经通晓拉丁语、法语和德语。他听得懂广东话，但不会说。他惟一会书写及发音的3个汉字是：陶哲轩。

数学跨越国界

2002年8月，正值国际数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陶家本想在北京召集一个家庭聚会，但陶哲轩的儿子恰好那时出生，所以他没能成行。陶象国夫妇和另两个孩子在大陆旅游了两周。

父亲说：“陶哲轩入选2006影响世界华人是在我们意料之外的。他的受教育、工作、生活经历在中国之外完成，他也没有读过一本中国哲学或文学经典著作(包括译著)，但从基因上讲，他是华人；在培养他的过程中，我和妻子不可避免地给了他一些‘中国’的影响，尽管可能是下意识的。”

然而，这些重要吗？陶象国在邮件中用英文写道：“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我们只告诉他们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而不是‘东方’和‘西方’。也许在政治和体育中，人们更多地倾向于国家、民族概念，但数学是一种世界性语言，它跨越了不同国家和文化的边界，这正是21世纪这个世界的走向。”

美国兰德公司是一家著名的非盈利的研究机构，为美国官方提供“客观的分析和有效的解决方案”。最近，他们公布了一份对中国现状分析报告，即有肯定，也有严厉批评，值得国人反省。本文观点来自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
　　
原文如下：
　　
如果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富裕和统一的国家，我们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第二次欧洲大战。中国能够阻止日本侵略或者打败日本。美国在这些冲突上的花费从根本意义上会减少很多，因为珍珠港事件不会发生。我们和整个世界，更不用说10亿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为中国的弱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
　　
中国的需求对日本走出衰退起到了促进作用。日本状况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风险。关于这一点，怎么说都不夸张。日本巨额的债务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逐渐波及到全世界。在中国有力的帮助下，危险似乎已经过去。中国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很多影响。最明显的是，中国成为美国商品最大的市场。
　　
可口可乐早就完成了那个看上去像是神话的目标：卖10亿瓶可口可乐；曾经嘲笑中国梦的通用在中国卖了很多的别克汽车，在困难时期，中国带来的利润占通用利润的很大一部分；中国联想购买IBM个人电脑业务，挽救了这个垂死部门的工作岗位。中国提供更低价的生活必需品给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对我们不是那么富裕的居民而言。有迹象表明由于能够购买中国低价的出口货物，低收入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提高了5%到10%。
　　
中国金融体系的不合理意味著中国建造了垂死企业，导致巨大的生产力过剩。近些年来，中国财政政策上的反复无常导致过度建造，对铁、铝、水泥和其他原材料产生了巨大的需求。日本人和现在的中国人看上去似乎会买下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但是当你看到他们的财政状况的潜在问题时，你会发现一个黑洞。日本人在90年代陷入了这样一个黑洞，至今还在努力地爬出来。中国人很多年后仍将会为目前这种无节制的狂热的购买行为感到心痛。
　　
目前，中国面临著巨大的挑战。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银行。中国每一代，都有相当于美国规模的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每年，都有1200—1300万新工人加入就业大军。在制造业，生产力对就业的影响比我们国家要严重得多。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与努力工作和牺牲。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址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
　　
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
　　
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由于在贫穷的环境下生长并且缺少应有的教育，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着装笨拙粗鄙却不感到害羞。他们在青少年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并从别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与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但无限制生育政策所带来恶果使得中国成为了无限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国。这些输出也包括那些受过教育的劳力输出，除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实则和其他一般苦力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中国大规模生产的便宜产品降低了输入这些产品的地区的商业信用度。由于技术落后，管理失败，中国制造的单位能耗要比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高出很多。因此，随着出口额的增加，中国在扩大生产的同时丧失着宝贵的能源。同时，这种行为也严重的污染了环境，使中国变为全世界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
　　
目前中国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社会2大邪恶的折磨，即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丧失。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的本性，它们可以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即无止境的追求利润，忽视人的尊严。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品质漠不关心。
　　
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所以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这点上要远远胜于西方人。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补：即肉体和灵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层次。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
　　
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获得占有了相当的知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
　　
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

大多数中国毕业生对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不会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们首先欠下了中国人民在教育上为他们所做出的牺牲。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

       转眼离校，从ZJG到YQ，积累了很多感情。虽然同学朋友问起时常会作潇洒装作“其实没什么留念”，这或许“得益”于近2年的创伤和自己的不争气，也是对学校的期待～

       数月前偶然发现isee某位学长发在88上的一篇介绍学校的“牛文”，以此怀念学校，怀念逝去的青春，怀念所有的怀念～

老和山职业技术学院

        老和山职业技术学院，坐落在天朝的江南道的临安府，背靠老和山，遂得其名。毗邻启真湖玉泉分湖，因而又叫玉泉campus.

     学院山清水秀，风调雨顺，该刮台风就刮台风，说发大水就发大水，一看就是一个做学问的宝地！

     走进校门，依山而上，两边是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建筑，中俄风格兼而有之，共六座，名字从“教一”逐次递增到“教六”。已被临安府列为府级文保单位。

     在教三和教四中间，有巨人石像一座，传说此巨人姓毛，故曰“毛像”or " Mao statuary"。毛爷爷一直举着右手作“打的”状，但是学院不允许出租车进入，故而他这一举就是至少40年，期间姿势没有改变。野史有云：毛爷爷会在深夜无人时换一只手打的，等天亮了再换回来，今人未究其实。

     这样的毛像在整个天朝的学校中不超过十座，而且不准拆除，更不准再建。有了这座毛像，就说明这个学校是由天朝文部尚书大人直辖，各道的总督和各府的府尹无权过问。除了我们学校，遍寻整个江南道，还有一座毛像，座落在临安府南山路上，此地乃兵部南京大将军驻江南道的行营，江南道的总督和临安府的府尹同样无权过问

     毛爷爷生前致力于教化天朝百姓如何鄙视英美夷人，怎料现如今，毛像成了EC，每周二四晚上九点半过后，广大GTers围着毛像，竞相说着夷语。 

     离开毛像，继续上山，在教五和教六中间，有一座小雕像，此人乃“竺公”。竺公素有“老和山职业技术学院保姆”之美名。1937年，他提出了老和山职业技术学院著名校训——“求仕”。今人老P，又狗尾续貂——“求仕 创薪”。老P者，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三届中央候补委员，人送雅号“潘候补”。竺公主政时，学校或称“东方剑桥”；薪火相传至潘候补，升级为“清华第二”。

     绕过竺公，往左边的山路向上行，眼前豁然开朗——此乃“情人坡”。此地本来是花前月下场所，最近有沦为双扣，杀人的趋势。

     继续往上走，欢迎来到了老和山职业技术学院的最高海拔建筑——无线电夜总会。这里每天都有红男绿女们不停进出，甚是繁荣！这里的人除了自称zjuer之外，还有别名iseer。iseer有一个职业病，就是默认“1千米=1024米”。

     夜总会共五层楼，其中501室是一个豪华网吧，里面有八排总计40台电脑，昼夜开机，重来不关。

     网吧里的人，基本上只光顾两个网站。电脑屏幕是黑底白字的人是88er，白底黑字的人是98er。这里的人往往既是88er又是98er，但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是88er.

        啊！为什么我的眼里长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我知道您开始吐了）

      一晃2年研究生就结束了，这两年是学术荒废的两年，学了个不知所谓的代数，同时也真正看清了中国所谓的学术到底是什么。在两年中的收获是结交了一些朋友和增长了一些见识，最重要的是自己有了耐心和信心去做好任何事。

      在中国所谓的前6位学府的所谓国家重点学科——数学系就读，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些教授的假和水。看起来很多教授很多很多的SCI，但是真正读下就会发现这些文章真的是很水，一个贴切的感受就是中国做数学的人是很多，但是做的确实都是修修补补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模仿国外做的方法套用到别人没做过的数学对象上面同样泡制出一篇SCI，通俗点讲就是同一个方法做不同的习题，思想都是一样的，和小学生、中学生做习题没有本质区别，然而中国的所谓教授就是做这些工作混饭吃。

      同样一个国外教授就是在这个领域内真正的牛人，就是一个assistant professor都比中国某些教授强的太多。国外的很多associate professor在TOP期刊上已经发了很多文章，众观中国的教授有多少能在TOP期刊上发表。更不用说国外的full professor，按照中国的标准，简直是院士的院士了。中国的很多教授们实质上就是换着花样骗基金，而这些基金并不是用在自己科研上，而是用作旅游、招待和交际，以换得更多的文章发表能得到更多的基金，使之“良”性循环而大米不断滚来。甚至将基金用于给孩子拍照和房屋装修，那可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阿。很多教授为了骗取基金甚至可以将自己完全不懂的领域列入自己的基金项目而顺便拉位博士生去自己探索这个领域为自己的基金项目服务，不知道这是国际惯例还是“中国特色”。

      遥想自己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感到教授是一个多么崇高的称呼，6年过去了，深切的感到中国的教授是多么的水。seminar上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一个问题，我们提出的问题的回答几乎都是“我不知道”，“记不大清楚”，“我去查查”更多的是大概，好像，貌似等模糊的词汇。讲解一个思想可以一直讲错下去，全然不顾我们提出的质疑。甚至于可以从seminar开始后10分钟到结束前10分钟安然进入梦乡而浑然不觉，或许真的是太累了，以至于这个场景屡见不鲜而全系闻名了。

      带的博士生写的毕业论文完全不看，更不用说修改了，可谓是完全不顾，可能说的刻薄了，进度还是会催促下的。着眼于的是博士生能发表的文章，因为要挂第二作者以换取工作量和凑基金的文章嘛。博士生还有的活是给报销，缴纳水电费，搬运东西等，博士生确实是免费的劳动力外加请杂工，还随叫随到的。这些都是中国博士生普遍的悲哀经历，或许有些教授能良心发现还给发点补助什么的，算是有偿劳动。而硕士生可谓是自由发展，需要自己找研究方向写论文，从而也锻炼了我们中国广大硕士生自力更生的能力。从找课题到研究过程到最后成文，教授是不会去过问和了解你做的是否正确与否，关心的只是你的进度和是否能拿出去发表，如果能发表高档次杂志挂个第二作者嘛。

      就是在这种几乎是自娱自乐的中国学术环境中，我们大部分研究生茁壮成长，几乎学不到东西而又必须每天挖空脑袋想文章凑数毕业以期待早日脱离苦海。文章的质量高低除了一部分真正追求学术而滞留国内的研究生们关注外，大部分之期待一定级别后的数量。因为我们相当部分教授的口号就是：质量不行没办法，但是数量不能不行。这就是“凑数”的真正含义了。在水教授的带领下就有这么一大群更水的研究生前赴后继的毕业。有相当部分的前赴后继的进入高校从事毁人不倦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业。继而不断的4年4年，甚至9年9年的孜孜不倦的毁人而乐此不疲。

      2年的学习换来了对数学的兴趣丧失，深深的感到中国数学和国外数学的巨大差距。一个所谓的教授可能连一个研究生都不如，是居然靠人际关系混的如鱼得水。数学已不在是兴趣而是一个混饭吃的工具而已。在2年中锻炼了一个胆子，这就是可以完全投入一个完全不懂的领域，但是也能折腾出一点东西来糊弄别人，甚至还能忽悠的别人以为是一篇优秀的学位论文而顺利毕业，一年或许还能被检索到。6年来写了两篇学位论文，但是都是如此的水，没有一点真正的价值，无法做出自己的漂亮成果。尤其是近2年来，除了忽悠还是忽悠，2年的专业学习仍然是无法入门，或许真的是天资不够吧。但是总算顺利毕业混完了2年，可以回答老校长的2个问题：来学校就是混，毕业后成为混混

      青春不在，青春已逝，希望自己能在不久找到自己目前一个困惑的问题的答案而奋斗！

NIT的集训结束了，冒着大雪及时的赶回了家。真的是好大雪，多年未见了，据新闻讲是十年不遇的。此时的断桥残雪一定非常的漂亮，而不是断桥“残”雪了，可惜此时在家，不能现场参观，真是遗憾了。晚上特意去踩雪，咯吱咯吱的，真的很好玩。

下雪的冬天确实是寒冷，桌上台灯橘红色的灯光给人暖暖的感觉，特别有感觉。沏上一杯潽洱，也是暖暖的颜色。冬天应该就是喝潽洱，而不是喝龙井等性寒冷胃的绿茶。一丝丝热气从透明的玻璃杯缓缓升起，像夕阳下的袅袅炊烟。用玻璃杯沏潽洱很不搭，但在寒冷的冬天能看清潽洱的汤色，给人温暖的感观是种很特别的享受。透过阳台玻璃窗看到白皑皑的一片世界，想着电台播音员说的深达25公尺的积雪，不经打了个寒颤。深切的体会到了andy lau的《回家真好》的感动。

光有视觉和体温的感觉是不够的，我的R-9700DX就在身边了，久违了。从FM,MW到SW收了个边，过足了隐。吱吱咔咔。。。搜台过程中的以往恼人的底噪此时也倍感亲切。无奈的是把短波天线扔出阳台外还是只收到有限的几个短波，并且还大多是中国的台，期间还有小日本和棒子的杂台。S2000，真是让人欢喜让人心焦～

等了这么多天，Tecsun终于将PL600研制出来了。比PL550多了SSB和二次变频，还有LW。机子真PP，Tecsun的忠实用户对tecsun的质量是从来不怀疑的，但是对tecsun的期待总是不满足的。

一提起PL600就会自然而然的想起DE1103，DE1103的神话已经很久了，tecsun的粉丝的期望就是PL600能把DE1103踩扁。就等待任大侠等机评后就掏口袋去购买了。

当然最期待的还是S2000，期待S2000能全面超过7600，tecsun能站在技术之巅。

继续等待S2000出世。。。

PL600的功能：

PL600高性能全波段数字调谐立体声收音机是德生工程师总结多年的设计经验，精心制作的一款便携式全波段数字调谐收音机精品，它能满足您收听全球广播的大部分需求。
●本机实用功能多，可接收调频立体声、中波、长波、国际短波广播及短波单边带(SSB)通讯信号，灵敏度高，选择性好
●调频接收频率范围可设成87~108MHz或76~108MHz (接收部份校园广播)
●本机操作非常人性化，使用便捷，设有非常实用的多功能数码调节旋钮，可用来设置时间、调节频率、选择存储页面和地址
●调幅设有宽/窄带带宽选择，并采用带外二次变频技术，大大地提高了调幅接收的灵敏度和抗镜像干扰能力
●高/中/低3档灵敏度控制，能改善强信号和弱信号电台的接收效果
●六种选台方式：手动搜索电台频率，直接输入频率数字，手动搜索预存电台或直接输入预存电台地址数字，自动搜索预览电台频率、自动搜索预览已存储的电台
●利用ATS功能，可自动搜索存储调频/中波电台频率
●本机可存储多达600个电台频率。其中有100个存储位置，既可供ATS使用，又可存储您最常用的电台频率；其余500个存储位置，可灵活分成10、20、25、50个页面，按您个人的喜爱分类存储频率
●使用4节五号电池供电，音色好，您可用高/低音控制开关来改变音质，满足收听不同节目的需要
●本机采用24小时制时间显示，设有双定时开机功能，可预先设定开机后收听的电台节目，并可预先设定在1~90分钟内自动关机
●有智能睡眠自动关机功能，您可按个人睡眠习惯，设置在开机后1~120分钟内自动关机
●本机可选用镍氢充电电池供电，并具有智能充电功能
●具有智能显示屏照明功能
●随机附送专用稳压电源、外接天线、镍氢充电电池、立体声耳机、保护套
●实物尺寸：宽188x高116x厚31 毫米
●外观专利号:03349558.0

离开咖啡机和收音机这么多天，好想念啊晚上煮咖啡，听中央台经济之声的财经夜读和财富星空的时光。

本科便开始了咖啡生活，每个学期固定消灭2～3罐1kg装“鸟窝”咖啡，直接导致了咖啡对我完全没有提神效果，并且在“鸟窝”咖啡的滋润下体重陡增，体型往猪的方向迅速发展。喝了将近4年多的速溶从鸟窝到麦思威尔再到速溶摩卡，随着对咖啡越来越多的依赖，对速溶咖啡已经无法忍受了。偶然的一天闻到了煮的咖啡的浓郁的香味后彻底对速溶咖啡决裂，继而寻寻觅觅咖啡机。终于在2007年结束之前引来了我的第一台“伊莱克斯”咖啡机。

为了图简单，没有买虹吸壶。尝试过法式滤压壶，但是不喜欢那种咖啡渣的感觉，就买了电动滴滤式咖啡机。在水箱内装入适量的水，在滤斗中放入适量的咖啡粉末，一按红色按钮，一杯杯香浓的BLACK COFFER便出来了。由于习惯于喝黑咖啡，便没有备方糖和牛奶，使得很多朋友不能和我分享那份纯真浓厚的感觉。

如今咖啡机静静的躺在寝室的储物柜，现在的我便只好品位各色绿茶和潽洱。中国年就品位中国茶。

在绍兴是接受不到经济之声的，收音机里飘不出刘静和安静那悦耳清澈温暖的声音。好在发达的网络提供了在线收听的功能，还能延续这个习惯，延续对节目的这份感情和这份坚持。

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刚到自己的文学素养太少。现在的我已经不大愿意花时间去读大部头了，更愿意去读散文，随笔类的小品文了。一则相对于大部头，散文，随笔的语句更有味道，更富有感情；二则，相对于大部头，看散文，随笔更轻松，更省时间。很多东西经不住回想，想想小时候的我对“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奉为金律，对语文十分的不屑，上语文课是种折磨。即使到现在位置，小学6年，中学6年的语文课，没有一节课我能回想起来感到语文之美的。倒是在课余读小说，读杂文，读散文的时候更有感觉。不知道我是中国语文教育的怪物还是牺牲品。

但是成长的过程使我越来越感觉到文学的魅力和作用。表达其实是种能力，是一种某种程度上比技术能力更重要的一种能力。但是当我领悟到时还是比较迟了，因为现在的我已经没有太多时间再去感受文学之美了。

在对散文，随笔感兴趣的同时对报告文学这类纪实文学一直饱有兴趣，尤其是人物传记和历史方面的记述。这个或许是理科生的思维又在作怪了，纪实文学比抽象的风花雪月的更有用。

以前学东西总是太笼统，都知道个大概但是都没去深究，没有去贯穿。当与朋友交流时感到都听说过但是为什么是这样，之间有什么联系却是闻所未闻，原来里面别有洞天，大有奥妙，是如此的有趣。很多东西甚至有很深的东西蕴含在里面。逐渐的对中国古代文学也感兴趣了。以前只知道百家争鸣，汉武时代开始独尊儒术。但是其他的学派都是差的吗？儒家真的是有这么好吗？别的学派如道家，墨家，法家等的真正的思想是什么却是未曾深究，也不明白之间的联系。不知为什么，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竟然对这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费劲心思的去买了林语堂的《老子的智慧》和南怀瑾的《老子他说》。关于老庄和《道德经》的书真是多如牛毛，但是发现真正研究的好的居然大都是台湾人而非大陆人士。难怪在台湾，中国传统文化保存的比中国大陆要好的多的多。这个也许真令大陆文化人士汗颜的。

一直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比较感兴趣的我，时常会去关注各个大学的历史变迁，尤其对西南联大，以及52年院系调整时南京大学（原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被拆的七零八落扼腕叹息。虽然现在浙大已经四校合并，但是已经元气大伤，40多年的沉沦已经不复抗战时期“东方剑桥”之浙大了。相对于浙江大学，另一所原国民党政府的杰作中央大学更残，如此杰出的一所大学事实上已经忘校，而它的继承者南京大学也难以再现其当日之辉煌。

历史走到今天，刚过的2007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的70华诞。这所大学虽然只有短短的8年历史却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这所大学在当今在历史的年轮下在逐渐被遗忘，但是它的精神却是应该被长久的留住并发扬广大的。寻寻觅觅，寻找联大名师的身影，寻找昆明街头茶馆内学生孜孜不倦研读的身影，终于找到了汪曾祺散文精选《草木人间》和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来再现联大当日之情景。

ICCM,(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hinese Mathematicians),华人数学家大会。这次花落杭州了，由浙江大学承办。来了近千号人，可忙煞我们这些志愿者了。

17号大会正式开始，15号就得派人去上海浦东机场和杭州萧山机场接人了。一般坐飞机的都是牛人，尤其是上海浦东机场是国外航班，不是英国皇家科学院来的就是美国的大牛，还有一些是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散客了。丘道长是会忽悠人，把HARVARD的FULL PROFESSOR弄来了近十个，还把郑绍远 (香港科技大学理学院院长)，Jean-Pierre Demailly (格勒诺布尔大学傅立叶数学研究所所长)，Benedict Gross (哈佛大学哈佛学院院长)，刘遵义（香港中文大学校长），路甬祥 (全国人大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Henry Pinkham（哥伦比亚大学文理学院院长），Wilfried Schmid (美国国家数学委员会委员，哈佛大学)，伍鸿熙 (美国国家数学委员会委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杨祖佑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校长)，Robert Zimmer (芝加哥大学校长)都搬来了。

无论我们的准备工作再细致还是在不少环节出了问题，在机场就漏接了两个超级大牛，把人家给得罪了，估计这两个大牛以后对来中国有阴影了。对于千号人的大会，我们还是缺少举办经验啊。不过也有获得赞扬的，一个巴基斯坦女生就说我们厉害，把这么大个会议办的如此成功，当然了，我还是谦虚的说很多地方我们的工作还不到位云云，其实心里乐个不行，我们志愿者的工作总算有人赏识了，哈哈～～

我负责学生宿舍点接待，两个地方居然只有我一个人负责，可见我们的老大安排的不尽周详了。匆忙期间就征调了师妹来帮忙了，没办法，师弟在负责香格里拉的老大，负责陪同接待VIP的，只能拉师妹到劳力了。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真是累啊。不幸的是那天老天不开眼，居然还是下雨天，在杭州下雨天特别冷，真是冷的透骨啊。两个地点跑的直接后果就是实在累的腿都抬不起来了。在接待室望眼欲穿的等人也是种煎熬，多的时候一车下来分批次去登记入住，但是从中午11点到下午3点之间居然没一辆车过来的。弄的我们以为没接到，过一段时间打电话给调度问情况，神经都紧张的不行。

17日的开幕式在省人民大会堂。那天8点发车，居然还是我负责发车牌，得早起啊，7点就爬起来了，不敢赖床耽误大事啊。头一次这么早起床，累啊。于是乎，正儿八经的洗漱了一番，是去省人民大会堂啊，不能邋里邋遢。大厅里挤满了人，千来号人满满的塞了一个大厅，那个场面是何等的壮观啊，可惜那个时候没带相机，不然一定留影纪念。由于在9点半的时候突然间来电要去宁波，结果错过了整个开幕式和一顿大餐，据说是灰常灰常灰常的丰盛啊，馋死我了，一大遗啊。

后面的几天是报告云集了，上午的报告都在永谦活动中心，下午的则在各个分会场，赶来赶去也挺麻烦的，毕竟校园不能算小啊。不幸的是18号上午居然起不来，只有在下午听了Bebedict Gross和Richard Hamilton的报告，两个都是超级大牛，虽然听不懂但是为了一睹大牛的尊容就让自己的耳朵和大脑被折磨了2个小时。从中发现大牛真的都很高大，至少都在180附近及以上，并且大牛都很NICE，真后悔没带相机，不然一定和牛人合个影，当一回“追星族”。晚上就被抓去在邵科馆摆书摊去了，错过了晚上的泰康中学数学教育论坛和接下来几天的报告，只能抽空去听了下Andrew Chi-Chih Yao 姚期智和Jean-Pierre Demailly的报告。在第三天的时候趁着中午饭局的时候和Shing-Tung Yau 丘成桐，杨乐，Shiu Yuen Cheng 郑绍远，Jean-Pierre Demailly， Chiu-Chu Melissa Liu 刘秋菊（晨兴银奖得主，唯一得奖的女数学家，才34岁，确实很PP啊）， Dusa McDuff （也是为女数学家，是个超级大牛的夫人）合影，当了回名副其实的“追星族”。在周五晚上文琴演出的时候和那个巴基斯坦的女生Asia也留影作纪念了。

有个遗憾的是就是遇到一个超级PP的台湾大学的女生蔡佩羽买书，本来看错的价格将错就错的买给她了，结果被师兄检查出来了，没办法只能收回那本书，估计留下了不好的影响了，没美女眼中留下不好的影响实在是罪过啊，忏悔下。

ICCM中最最感到不足的是我的英语，总是掉链子，居然被Asia当面指责了，丢脸啊。要求和Jean-Pierre Demailly合影时大牛居然也没明白，只是当看到我手中的相机时明白我的意思，汗颜！还是法国女大牛Dusa McDuff好，当即明白我的意思，相当热情的把我拉过去合影，使得我对法国的评价一下子远远高于除中国之外的各国，我真是容易被拉拢啊。回头真得好好练练我的英语尤其是听力和口语，半吊子的混终会害己。

我忏悔，我反省，一定以实际行动修炼我的英语。然后再去修炼法语等。

在周一和周三中分别接触了两个单位，工作也没耽误，算是额外的收获吧。

ICCM中真正认识到自己学术上和语言上的不足，真正知道了自己确实不是干基础数学的料。还是做自己的擅长的数学建模和数据方面的工作吧。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把Jean-Pierre Demailly和Asia侃晕，让他们见识下的我的中国ENGLISH~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得人民好喜欢~~总算出院了~~
      2007本命年最后一劫总算挺过来了,又是支气管炎又是细菌性疟疾,折腾死我了.这可正是应了"自作孽活受罪"这句话.
      14日在宁波打地铺感冒就尽快的去医院配药,可恶的校医院一般只给配3天的药,结果药只能支持到17日.正式ICCM开始的时候,一连忙了6天,终成大病,发烧到39度.校医院医生真是良莠不齐,一个看起来很年轻的医生草草的就给配药了事,前后不到2分钟就把我打发了,认识他了,以后打死也不看这个医生.小暴一下这个无良医生,校医院二楼精神内科大概30岁左右的一个男的.恨死他了,居然拿我小命不当回事.当然还要赞扬下一个儿科的杨仁志医生,真是负责任,前后给我看了20多分钟,给我诊断为支气管炎,算是找到症结了,后面10天的药水都是他的配方.可能是儿科医生的缘故,确是很负责.
      住院真是受罪,第一天什么都要检查,B超,心电图, 血常规...,第二天结帐出来将近500多,押金上立马被倒扣成负数了,心痛大米啊.还好医生护士都挺不错的,给我安排了个只有一个人的病房,好像单间一样,有空调有电视的,在打点滴的时候有伴了.每天打点滴真的很痛,有个什么苯挫啥子的药水打的痛痛的,可真受老罪了.双手全是针眼了.要是再打个几天,真没地方下针了.2008老天睁眼,老子出院了,HAPPY~
      住院的日子特别感谢师姐和猫记,师姐来看望了两次,还带了一袋鸭梨来慰问我.借了师姐一个热水瓶出院的时候就便宜师妹了.猫记则是天天从北京电话问候,真是不好意思了,到最后都被我八卦到猫记自个身上了,嘿嘿,奸笑一下~,当然还有那只该死的狗,第一句话不是"你还活着吧"就是"你还在喘气啊",大瓜狗~
      2007最后一劫总算OVER了.2008年新年新气象,愿自己以后永远健康,愿不进医院.要注意身体了,要注意减肥了,瘦点才健康,嘿嘿~~    

      连续三周每周周二到周六往返于杭州，绍兴，宁波，真的有点累了。每次往返都得准备一番，都得小心翼翼的，按照老毛的话是“夹着尾巴做人”。

      坐了将近6个小时的车，总算到了玉泉，感到真的很亲切。虽然只是短短的离开了2天，但是一旦走进校门的时候心才算是安定了很多。或许我真的是个不愿意动窝，安于在一个地方的家伙吧。

      走了一个高校和两个高中，愿老天保佑三个中总有一个地方要我吧，不然我真的是无处可去了，虽然“船到桥头自然直”，我也相信我一定能找到工作，但是还是想早点知道结果，早点结束四处奔波的生活。奔波了3周，时间不经意间到了12月，不经意间再过一个月就要放假了，可是论文还是没有想法，真是有点急了。真想静下心来给我一个月时间看论文看书，抛弃一些烦恼和烦心事，在开学前能搞定论文。

      真的有点累了！无论是心还是身体，是该告一段落，好好的休息下，不再奔波两地，天天能在欧阳楼看点论文，静静心，珍惜为数不多的读书生活。

      高校？高中？真犹豫不绝，就看能先拿到哪个OFFER，就卖个哪个地方吧。

      无奈的80后找工作真的很难！

何兆武：联大七年

摘自《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最值得怀念的就是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

一、自由散漫的作风

我在北京上师大附中的时候，每一年开学教务主任都有一篇成绩报告，说我们今年暑假毕业了多少人，有多少人考上了北京大学，多少人考上了清华大学，多少人考上了南洋交大——就是上海交大。虽然我们是师大附中的，但他连多少人考上师大都不报，大概当时人们心目中就认为这三个学校是最好的，所以我脑子里边也总以为，将来我要上大学就应该上这三个学校。

1939年秋天我到昆明西南联大报到，一来就感觉到昆明的天气美极了，真是碧空如洗，连北京都很少看见那么好的蓝天。在贵州，整天下雨没个完，几乎看不到晴天，云南虽然也下雨，可是雨过天晴，太阳出来非常漂亮，带着心情也美好极了。而且云南不像贵州穷山恶水、除了山就是山，云南有大片一望无际的平原，看着就让人开朗。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环境不同了。联大三个学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属于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地区，本来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到了云南又有地方势力的保护，保持了原有的作风，个人行为绝对自由。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起晚睡没人管，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自己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这种作风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院士邹承鲁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对生物化学非常有贡献，上世纪六十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两个字：自由。我深有同感。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我们那时候什么样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宿舍里各个系的各级同学都有，晚上没事，大家也是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阵，有骂蒋介石的，也有三青团拥护蒋介石的，而且可以辩论，有时候也很激烈，可是辩论完了，大家关系依然很好。

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气氛。“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当然，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犯到别人，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我和母校西南联大的关系非常密切，我的两个姐姐是这个学校的，我的妹妹是这个学校的，我的姐夫、妹夫是这个学校的，我老伴也是这个学校的，所以这个学校跟我的关系算是非常密切。两个姐姐一个念化学，一个念经济，妹妹念中文，后来在人民大学自杀了，现在只有一个姐姐在美国（按：何先生的大姐于2005年3月在美国去世）。我自己从1939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这正是一个人成熟的时期。

我在西南联大读过四个系——不过都没念好，高中统考填志愿的时候我问一个同学：“你考什么专业？”他说：“像我们这样不成材的只好读文科，像你们念得好的都应该读理工科。”因为那时候都觉得，没出息的才去念文科，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所以我一年级念的是工科，入土木系。说来也挺有意思，中学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到将来要学什么专业，只是看了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从希腊罗马的神殿，一直讲到中世纪的教堂建筑，我觉着挺有意思，于是就想学建筑。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学的都是机械系的公共必修课，比如初等微积分、普通物理，这两门是最重要的，还有投影几何、制图课。第一学期我还认真地学，可是到了第二学期，兴趣全不在这些，于是决定改行，开始有意识地补充了一些文科知识。

那时候转系很方便，只要学分念够了可以随便转，我想搞文科，但不知为什么就选择了历史系，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也许有两个潜在的原因吧。第一我小时候在北京，看了好些个皇宫、园囿，从香山一直到北大、清华这一带，都是皇家园林，这就容易使人“发思古之幽情”。第二，那时候正值国难，小学是“九．一八”，中学是中日战争，刚一入大学就是二战，对人类命运也很关心，以为学历史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不过我对繁琐的历史考据一直没有多大兴趣。有些实践的历史学家或者专业的历史学家，往往从一个小的地方入手考证一个小的东西，比如红学家考证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把所有可能的材料都找出来，真是费尽心力，到现在还没有个结论。不过我觉得，即使有一天费很大的精力把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考证了出来，也并不等于理解了历史。而且，冯文潜先生教西方哲学史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感觉到，真正理解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不然只知道姓名、知道年代，你可以知道很多很多零碎的知识，但不一定就意味着你理解了历史。我想任何学问都是这样，最后总得有人做出理论的总结，否则只能停留在纯技术性的层面。当然纯技术性的工作也有价值，不过那不是我所希望的，我所希望的是通过学习历史得出一个全面的、高度性的认识。项羽说：“书能知姓名。”战争时期我们关心的是人类的命运，我以为可以从历史里找出答案，比如历史上有些国家本来很强盛，可是后来突然衰落了，像罗马帝国，中国的秦汉、隋唐，我希望探索历史深处的幽微，所以就念了历史系。

有些事情说起来很有意思。解放以后院系调整，冯友兰一直在北大呆了几十年，从组织关系上说，他是北大的人，死后应该把书捐给北大，可是他却捐给了清华。刘崇先生在台湾去世，他的书也是捐给清华，而没有捐给台湾大学，这也似乎不合常规。我猜想，大概他们觉得自己一生最美好、最满意的那一段时光，还是在清华，所以愿意把书捐给清华。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不等于钱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人总是靠着希望生活的，这两个希望是最根本的，所以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觉得非常的幸福。

二、三个大学从来都“联”得很好

西南联大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起来的一所大学——而不是三所。南开的人少、钱少、物质力量也小，占不到十分之一，其余的是另两个学校分摊，其中清华占了有多一半。三个学校基本上合成一个，而且合作得很好，抗战后酝酿联合政府的时候，有人就曾提出来，说：“西南联大联合的那么好，联合政府为什么就不能呢？不如请三个学校的校长来做联合政府的委员。”不过也有联不好的，像西北联大联了一年就垮台了，因为它原来几个学校就是不一样的，后来硬把它们捏在一起，矛盾闹得非常厉害，以致无法维持。西南联大却是一直都联合得很好，我想有它人事方面的优越条件。比如清华校长梅贻琦，他是南开出身的，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他是北大出身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他是清华出身的，由此可见这三个学校彼此之间血缘关系非常密切，这是一个先天的优越条件，不然可能也合不到一起。

三个学校合并以后，组织了一个常务委员会，三个常务委员就是三位校长，主席是梅贻琦。张伯苓在重庆，实际上是做官了，不常来，我在昆明七年只见过他一面。他那次来向学生做了一次讲话，不过张伯苓好像并不是很学术性，言谈话语之间还带有天津老粗的味道，满口的天津腔。他说：“蒋梦麟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有一个表，我就给他戴着，我跟他说：‘你是我的代表（戴表）。’”又说：“我听说你们学生烦闷，你有什么可烦闷的？烦闷是你糊涂。”蒋梦麟以前是教育部长，主要搞一些外部事务，对学校里边的事情不怎么管，实际上联大校长一直都是梅贻琦，他还兼过很长一段时期的教务长，所以我们写呈文的时候都写“梅兼教务长”。他的工作成绩还是挺不错的，能把三个学校都联合起来，而且一直联合得很好，在抗战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非常不容易，他确实挺有办法。而且梅贻琦风度很好，顶有绅士派头，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雨伞，甚至于跑紧急警报的时候，他还是从容的样子，同时不忘疏导学生。在那种紧急的关头还能保持这种风度确实很不容易，大概正是因为他的修养，所以能够让一个学校在战争时期平稳度过。

西南联大有五个学院，文、理、法、工，工学院主要就是清华的，其余三个学院是三个学校都有的，另外还有一个师范学院，是云南教育厅提出合办的，比较特殊。云南教育差一些，希望联大给云南培养些教师，我想联大也不好拒绝，就合办了一个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先调云南中学的教师来上，后来就直接招生了。可在我们看来，师范学院有点像“副牌”，比如我们有历史系，可师范学院只有“史地系”，大概考虑到将来到中学教书，除了教历史还得教地理，所以两门一起学。再如他们有个“理化系”，可是我们理学院的物理系、化学系是分开的，课程的内容和他们也不一样。

西南联大五个学院在地址上分三块，其中，工学院在拓东路，在昆明城的东南角，文、法、理学院和校本部在一起，在昆明城的西北角。校本部就是挂“西南联大”牌子的地方，像校长办公室以及学校的主要部门都在那里。我们住在校本部，是新盖的校舍，叫“新校舍”，其实只是泥墙茅草棚的房子。

那时候的学生比起今天实在太少了，工学院的学生是最多的，总共不过四五百人。工学院五个系，土木、电机、机械、化工、航空，有一个航空系的同学跟我很熟，带我去参观，看那些风洞器、流体实验之类，像是很先进的。我第一年上的是工学院，记得普通物理课的第一个实验是落体实验，仪器都是国外的，物体在自由状态下下落的时候越来越快，通过振动仪在玻璃板上划出一条曲线，然后根据测量曲线两点间的距离得到各种数据。实验时需要用一块玻璃板，上面刷的白粉是用酒精调的，那是学国外的规矩，因为酒精挥发得快，一下就干了，可以立即进行实验，要用水的话还得等老半天。可是酒精比水贵得多，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奢侈，可见那时候做实验一点都不含糊，比我们中学的时候强多了。而且工学院的每个星期都有一个下午到工厂实习，制模翻砂、打铁炼钢，都是自己动手。所以后来批知识分子不参加劳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其实并不都是那样。我们在工厂里和工人一样干，就是没人家熟练，笨手笨脚的。

文、法、理三个学院有多少学生我没有统计过，加起来不过七八百人。文学院有中文系、外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只有外文系的人最多，大概一级总有二十多人吧，像中文系、历史系每年招十几个人，哲学系人最少，每年只有两三个人。可是我那一年历史系人特别多，总得有二十个。法学院包括政治系、法律系、经济系、商学系和社会系，因为我上过政治系两年课，知道他们一年也就六七个人，法律系基本上也是这个数字，只有经济系的人比较多，一年总有四五十人。我想这大概和将来就业有关系，学经济的毕业以后出路好一点，可是其他的，比如学政治的，出来你干什么？做官也没你的份。理学院里数学系人最少，我们四十三级那一届只有三个人，物理系一年有八九个，多的时候有十几个，四十二级那一班的好像只有八个人，可是他们那一班不得了，出了五六个尖子，包括黄昆、张守廉和杨振宁，号称“三大才子”，现在都是大名人了。

新校舍只有一个院子，地方就那么一点儿，房子不多，住也在那里，上课也在那里，所以彼此都非常熟悉，包括那些理学院的老师，虽然并不一定交往，可是大家都知道这是吴有训、叶企孙，那是周培源、吴大猷，像数学系的华罗庚、陈省身，都是大名人，几乎天天见面的。而且我们还常听同学讲那些老师的小段子，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做学生的有时候对老师也不大恭敬。记得刚入大学的时候，有个同学跟我讲：“今年来了三个青年教师，才二十八岁，都是正教授。”不要说当时，就是今天怕也很少有，哪有二十几岁就做正教授的？一个钱钟书，一个华罗庚，还有一个徐宝騄，都是刚回国。徐宝騄搞统计学，据说非常了不起，属于世界级的权威，后来就在北大经济系，但我不懂统计学，不知其详。我还记得有人问：“华罗庚是谁？”有同学就说：“就是那个瘸子。”华罗庚那时候瘸得很厉害，抗战后他到Illinois（伊利诺伊）大学教书，在美国治了一次才好一些，可是以前他瘸得非常厉害，有一条腿总在那划圆圈。

上面说的是理学院的老师，文学院的更是天天见面了，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罗常培、罗庸都是中文系的，我们都认得，当然他们对于学生就不一定都认得了。历史系至少陈寅恪、钱穆在那里，都是大师了，傅斯年也在，但不教书，他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只是挂个名。还有雷海宗先生，后来在南开，像刘崇鋐先生、姚从吾先生，后来都去台湾了。后来台湾大学的那批人大致就是北大的底子，傅斯年是校长，除了刚才说的那几个人，还有钱思亮、毛子水等等都在那里，所以台湾大学实际上就是北京大学，虽则不用北京大学的名字。

三、自由，学术之生命

我做学生的时候，各个老师教的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比如中国通史，每个教师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一套讲，当然国民党也有它意识形态上的标准讲法，既不是唯物史观，也不是唯心史观，叫作“唯生史观”，“生”就是三民主义里的“民生主义”，教育部长陈立夫提倡这个。我不知道这套官方的理论是不是有市场，不过我上中学的时候没有老师这么讲，只记得有个同学会考得了第一，学校奖励他一本陈立夫的《唯生史观》，我想他也不看，我们都不看，所以并没受它的影响。再如国文，老师高兴教哪篇文就教哪篇，今天选几首李白、杜甫的诗，明天选《史记》里的一篇，比如《刺客列传》，或者选一篇庄子的《逍遥游》来讲，没有标准教本。大学入学考试的题目也没有标准一说，倒是解放以后，全国有统一的规定、统一的模式，有标准教科书，考试还必须按“标准答案”。不过我想还是应该没有“标准”，包括自然科学，我认为也不需要有个标准，如果大家都按一个思路想，科学怎么进步？包括爱因斯坦的理论也不应该成为标准，否则永远不可能超越。

解放后我们学苏联，搞“五节教学制”，上课五十分钟，先五分钟复习，再几分钟如何如何，规定得非常仔细。相形之下，联大老师讲课是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比如中国通史，那是全校的公共必修课，听课的人多，分两个班，钱穆、雷海宗两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容也大不相同，可他们都是讲到宋代就结束了。《国史大纲》是钱穆当年的讲稿，学期末的时候他说：“我这本书就要出了，宋代以后的你们自己去看。”再比如二年级必修的中国近代史，老师只从鸦片战争讲到戊戌变法，清朝的灭亡、民国成立都没讲。实际上，中国近代史应该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正好一百年，可是老师只讲了五十年，等于只讲了前一半。向达先生教印度史，两个学期只讲了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我爱人上过北大陈受颐先生的西洋史，一年下来连古埃及还没讲完。我记得冯友兰在回忆录里说，他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有位老先生讲中国哲学史，结果一年只讲了个《周易》，连诸子百家都没涉及。可见当年的老师讲课多么随便。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

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比如学习历史，孔子是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周游列国等等，每本教科书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师讲，而老师的作用正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与学生交流。我在二年级的时候才十九岁，教政治学概论的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年轻教师周世逑，他的第一节课给我的印象就非常深。他问：“什么叫政治学？”政治学就是研究政治的学问，这是当然的，那么，什么叫政治？孙中山有个经典定义：“政者，众人之事；治者，管理。”所以“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这是官方的经典定义。可是我们老师一上来就说：“这个定义是完全错误的。你们在食堂吃饭，有人管伙食账；你们借书，有人管借书条；你们考试，注册组要登记你们的成绩。这些都是众人之事，但它们是政治吗？”这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他怎么敢这么说？不过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我非常喜欢听，因为那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比如冯友兰在课堂上骂胡适，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这是教科书里看不来的。

当然，联大里也有老师是非常系统的教科书式的讲法，比如皮名举先生的西洋近代史。皮名举是清末经学大师皮锡瑞的孙子，讲课非常系统、非常有条理，比如今天讲维也纳会议，那么整堂课就是维也纳会议，虽然有时也谈些闲话，但并不扯远。皮先生有个特点，每堂课只讲一个题目，而且恰好能在下课时把这个题目讲完，据说以前只有蒋廷黻能做到这一点，后来我教课的时候也想学着做，可是非常失败，因为总免不了要多说两句或者少说两句，不能那么恰好在五十分钟内讲完。另外，上皮先生的课必须交作业，像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一样，可是他留的那些作业我到现在都觉得非常的好：画地图。近代史从1815年拿破仑失败以后的维也纳会议，一直讲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好一百年，一个学期要求画六张欧洲政治地图，那么一个学年就得画十二张，当然我们也是照着现成书上抄的，不过我觉得这确实太有用了。以前我们对政治地图重新划分没有地理上的具体印象，但画过一遍之后就非常清楚明白了。包括中国史也应该是这样，可是除了皮先生，没有别的老师再要求过。

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学生思路开阔了，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不一定非要同意老师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公开反对。记得有一次数学系考试，有个同学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可是老师认为他做错了，这个同学就在学校里贴了一张小字报，说他去找这位老师，把某杂志上的新解法拿给他看，认为自己的没有错。再比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里面很多见解我不同意，不但现在不同意，当时就不同意。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总觉得那些东西非常之好，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对它不怎么美好的另一面绝口不谈。我承传统文化里确实有好东西，但并不像他讲的那么非常之好。人无完人，总有优点、缺点，文化也没有完美的，也有它很黑暗、很落后、很腐败的部分，比如血统论。封建时代科举考试的时候要写三代履历，曾祖父、祖父、父亲必须三代清白，“王八戏子吹鼓手”，妓院的、唱戏的、搞演奏的都是贱民，凡这类出身的人都不准进入考场。这是传统文化里腐朽的部分，可是钱先生好像并没有正视它，讲的全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美好的部分，以为这才是中国命脉的寄托所在，这是他的局限性。另外，钱先生旧学出身，对世界史，特别是对近代世界的知识了解不够，可是在我看来，中国近代历史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参与了世界，这时候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近代化以及如何与近代世界合拍，所以闭关的政策行不通了，一定要开放，包括我们的思想认识，要有世界的眼光。钱先生对于这些似乎关注得不太够——这是对前辈的妄论了，不过学术上不应该论资排辈，不然学生只局限在老师的圈子里，一代不如一代，那就没有进步了。

再说几件小事。逻辑学那时候是必修，我上的是金岳霖先生的课。金先生讲得挺投入，不过我对逻辑一窍不通，虽然上了一年，也不知道学的是什么东西。只记得有一个湖北的同学，年纪很大了，课堂上总跟金先生辩论，来不来就：“啊，金先生，您讲的是……”我们没那个水平，只能听他们两个人辩。我觉得这样挺好，有个学术气氛，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思想，如果什么都得听老师的，老师的话跟训令一样，那就不是学术了。还有一个理学院的同学，姓熊，他对所有物理学家的理论都不赞成，认为他们全是错的。周培源先生那时候教力学，这位熊同学每次一下课就跟周先生辩，周先生说：“你根本就没懂！你连基本概念都没弄通！”可是这位同学总是不依不饶，周围还有很多人听，每次路过理学院都看见他们站在院子里辩，都变成南区教室的一景了。

同学之间也经常讨论，一则学校小，几乎天天见面，二则非常穷，一切娱乐都与我们绝缘，三则战争时期，大家都是背井离乡，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待在校园里，所以惟一的乐趣就是聊天了。物理系的郑林生和我中学就是同学，后来住一个宿舍，联大的时候我在求实中学教英文，他也在那里，后来他出国了，1956年回国在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现在住在中关村，我们有时候见上一面，那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了。联大的时候郑林生曾经指出我对近代科学的不了解，是我的一大缺欠。有时候他跟我谈一些物理学对宇宙的看法，特别是认识论，记得有一次说起法拉第。法拉第学徒出身，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所以不懂高等数学，这对于学物理的人来讲是致命伤，可是他发现了磁力线，用另外的方式表述电磁现象，后来成为电学之父。这类谈话使我深受启发。其实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以及表述，不必非得用原来的模式，比如过去讲历史都讲正统，讲仁义道德，但这只是理解历史的一个层面，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亚里士多德说过：诗人可能比历史学家更真实，因为他们能够看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处。所以有时我想，或许艺术家、文学家对于历史的理解比历史学家要深刻得多。古人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如果你不理解人心，而只是知道一个人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吃饭，并不等于了解他。而专业的历史学家往往止步于专业的历史事件，没有能够进入到人的灵魂深处，知道得再多，也不意味着他就懂得了历史。我的许多想法就是在和同学们的交谈中得到的启发，有些甚至伴我一生。

四、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

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可真是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比如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先生，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两门课我没有选，不参加考试，也不算学分，可我都从头到尾听下来，非常受启发，乃至于现在我的专业也变成思想史了。张先生喜欢用英文，经常是杂着英文讲，他有一个发音我现在都记得，hu应该发[hju:]的音，他是陕西人，老说成[xju:]，比如human让他念就成了“休曼”，不过我们都习惯了。第一年上西洋政治思想史，从古希腊讲到十八世纪的卢梭，第二年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想本来应该介绍整个十九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可是张先生并不全讲，只谈他特别注重的几家。上学期只讲了黑格尔、马克思两个人，下学期讲T.H.Green、F.H.Bradley和Bosanquet，三个人都属新黑格尔派。其实这三个人不足以包括现代的西方政治思想，他们仅仅是十九世纪末英国唯心论的一派，可张先生就这么讲。好在当时有这个自由，教师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发挥。

和其他一些老师的课一样，张先生也经常在课堂里扯闲话，比如讲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动物过的是“mere life”（单纯的生活），但是人除此以外还应该有“noble life”（高贵的生活），接着张先生又说：“现在米都卖到五千块钱一担了，mere life都维持不了，还讲什么noble life？！”张先生有时候发的牢骚挺有意思，最记得他不止一次地感慨道：“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指“蒋委员长万岁”）还有一次他提到冯友兰的《新理学》，说：“现在有人讲‘新理学’，我看了看，也没有什么‘新’。”他没有点冯先生的名字，我们当然都知道说的是冯友兰，因为1941年《新理学》在教育部得了一等奖。其实上课扯扯闲话挺好，你可以从他的自由发挥里知道他真正的想法，这是书本里学不来的。另外还有吴之椿先生，那时候总有五十多岁了，比一般的老师都老，也是讲西洋政治思想史，其实主要就是讲十九世纪后半叶英国达尔文主义的社会思潮。吴先生的课讲得非常深刻，谈到斯宾塞以降的英国政治思潮，真是如数家珍。不过他和张奚若先生一样，都没写过大文章，要按现在的标准得被刷下去，可是那时候人们都知道他们是大学者，学问非常好。吴之椿先生偶尔写文章，也不是纯学术性的，我倒是对他的文章很欣赏，有一段我现在都记得，他说：人类的关系有一种是权威的关系，一种是圣洁的关系。比如政治上是权威的关系，你是我的下属，你就得服从，可是夫妻间就是纯粹的圣洁的关系，夫妻双方是平等的，并不是说一方命令你什么你就得听他的。吴先生说：“可惜中国人的事情权威的成分多，而圣洁的观念少。”这段话给我印象很深。

联大实行学分制，文学院要求四年一共修一百三十二个学分才能毕业，工学院是一百四十四个学分，其中三分之二是必修课，是一定要通过的，比如一年级的英文是必修的，六个学分，不及格不行，可是像第二外语，或者第三外语，就是选修了。我上历史系的时候，按规定，中国史必须学两个断代，至于哪两个断代，比如先秦史、秦汉史、隋唐五代史，或者南北朝史等等，随你选。因为我那时候对中国古代史没兴趣，选的两个断代都是近代的，一个是姚从吾先生的宋史，一个是郑天挺先生的明史。姚从吾先生那时候是北大历史系主任，可是我们当年都觉得姚先生口才不好，讲得不能令人满意，所以不想上他的课。姚先生还教一门史学方法，也是历史系的必修课，我就听过两堂，总觉得还不如自己借本书，一个星期就看完了。而且我知道，好多同学都不上他的课，姚先生也从来不点名，到了学期末，我们把同学的笔记借来看看，应付考试。可是后来姚先生到了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且台湾后来的一批中年骨干历史学家都是他培养出来的，真是出乎意料。可见以言取人、以貌取人是何等的不可靠。

郑天挺先生原来是北大的秘书长，教我们明史，也教唐史、清史。郑先生讲得非常之系统，一二三四、ABCD，从头讲起，什么政府组织、经济来源，有哪些基本材料等等，比中学系统的课程提高了一个档次，只不过讲得更细致。这种讲法在联大里很少见，当然这样也有优点，对于我们尚未入门的人可以有个系统的认识。可是非常奇怪，因为明史是历史系的专业课，如果你不是学历史的，并没有必要学明史。理学院的不必说了，即使文法学院其他专业的，比如经济系的，你学明史干什么？除非你是专门研究明代经济史，那你可以上明史课，不然的话，比如你是学国际贸易的，学明史有什么用？要按专业课的选择标准，这门课顶多十来个人上，可是郑先生的课非常奇怪，经常有上百人来听，还得准备一间大教室。怎么会多出这么多人呢？因为郑先生的课最容易pass，凡是选了课的，考试至少七八十分，所以什么物理系的、化学系的都来选，叫作“凑学分”，这在当时也是一种风气。不过郑先生讲课的确非常有趣味，我记得讲到朱元璋时专门提到他的相貌，那可真是旁征博引，某某书怎么怎么记载，某某书又如何如何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明太祖的相貌是“五岳朝天”，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让人觉得恐惧，就这样整整讲了一节课。

郑先生是专门研究明清史的，院系调整的时候调他去南开，他很不想走，因为研究明清史在北京的条件是最好的，无论是材料、实物，甚至于人，比如说贵族的后代，这些条件都是最好的，一到天津就差了。可那时候都得服从领导，领导调你去天津，你就得去。后来我听到一种说法，不知是真是假，说北大院系调整的时候，把胡派（胡适派）都给调出去。郑天挺先生抗战以前是北大的秘书长，我做学生的时候他是总务长，是多年的老北大了，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跟他的关系都非常密切，所以他出去了，后来做了南开副校长。

其他名人的课，因为好奇，我也偶尔听听，比如外文系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史。我记得那一年外文系的男同学都调去做美军翻译官了，所以班上七八个都是女同学，男生一共两个，还都是去旁听的，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杨振宁。陈先生是美国檀香山的华侨，清华外语系主任，他的英文比中文还好，但他的课只从十七世纪《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开始讲起，按现在的教学方案来说挺没章法的，不过这在当时没人过问。而且陈先生对战局非常关注，后来还主持办翻译官的训练班，所以他上课不是先讲狄更斯、巴尔扎克的小说，而是一上来就把新加坡失守之类的战局情况分析一遍，内容也挺丰富。

再如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那个课人数很少，大概只有六七个人听，我旁听过几堂，并没有上全。沈先生讲课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觉得他真是一位文学家，不像我们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连不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非常有逻辑性，如果把他的课记录下来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沈先非常推崇《金瓶梅》，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金瓶梅》过去被当作淫书，不是正经的小说，一直到民国以后都被禁止，可是沈先生非常欣赏这本书，认为对人情世态描写得非常之深刻，《红楼梦》很多地方都继承了《金瓶梅》的传统。沈先生是非常用功的，可是他没有任何学历，当过兵，后来到大学里教书，还成了教授，所以往往受学院派的白眼，从刘文典先生到钱钟书先生都是这样。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讲，刘文典先生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可惜我们现在看过去的人总是带着谅解的眼光，只看到融洽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看不起的那一面，没有能把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矛盾真正揭示出来。

我听说刘文典是清朝末年同盟会的，和孙中山一起在日本搞过革命，非常老资格，而且完全是旧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样子。有件事情我想是真的。北伐的时候刘文典是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到了安徽请当地的名流见面。蒋介石是很注重仪表的一个人，可是刘文典挺干瘪的一个老头，还戴着副眼镜，蒋介石看他其貌不扬，就问：“你就是刘文典吗？”他回了一句：“你就是蒋介石吗？”一下把蒋介石给惹恼了。西南联大的时候刘先生大概是年纪最大的，而且派头大，几乎大部分时间都不来上课。比如有一年教温李诗，讲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是门很偏僻的课，可是他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偶尔高兴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候随便骂人，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当时像他这样的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他就这个作风。后来因为出了点事，据说是接受了什么人赠的烟土，学校把他给解聘了，他就去了云南大学。抗战胜利以后，其他人都走了，刘文典却留在云南不出来，第一，云土好，刘文典吸鸦片烟，这在联大绝无仅有；第二，云腿好，他喜欢吃云南的火腿，所以他不走，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二云居士”。解放后他做了政协委员，1957年也戴了右派帽子。云南大学老学长李埏教授多年前给我讲了一个刘文典的故事挺好笑。反右时有人揭发刘文典，说他有一首黑诗，就拿出来念。诗的前面有一段序，说他有一个姬人非常可爱，明媚窈窕，温存体贴，可惜短命死矣，他晚上十分感伤睡不着觉，于是写诗怀念她。那诗写得确实缠绵悱恻、哀婉动人，怎么成黑诗了呢？揭发者说，刘文典根本就没这么个姬人，实际上这首诗怀念的是他那杆烟枪，解放后不准抽大烟，他就只好怀念他那杆烟枪。

闻一多的诗经、楚辞，还有朱自清的课我也去听，不过朱自清先生讲课较为平淡。外文系卞之琳先生属于晚一辈的教师，作为诗人、作家当时就非常有名了，可在学校里还不是正教授。卞先生是江苏海门人，口音非常之重，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上了一年卞先生的英文，回来就说：“卞先生的课，英文我听不懂，中文我也听不懂。”这个我非常理解，因为我趴着窗户听过他的课，他那中文实在是难懂，不过一个人说话是不是清楚和他的学识没有关系，这是两回事。我们一年级学英文都去听潘家洵的课，潘先生五四的时候就翻译了易卜生全集，教我们的时候总有五十来岁了。因为潘先生的专业课是语音学，所以他的发音非常标准，而且说得又慢又清楚，几乎每一个字都能听进去，所以我们都喜欢跑去听他的课。

钱钟书名气大，我也跑去听。他的课基本都用英文讲，偶尔加一句中文，不过他有时有点玄虚，不是很清楚明白地讲出来，而是提示你，要靠你自己去体会，所以非得很聪明的人才能够跟上他，笨的就对不上话了。当年清华四大导师里我赶上了陈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不过那时候我还是工学院一年级的学生，没有资格选这种专业课。陈先生的课正式上的人很少，大概七八个人，但是陈先生名气大，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经常有人趴到窗户外面听，我也夹在其中。上课了，陈先生夹一个包进来，然后打开书，可是他基本不看，因为他对那些材料都历历如数家珍，张口就是引什么什么古书中的哪一段，原话是什么什么。如果按照解放后的标准来说，他的那种教课方式是不够格的，没有任何教学大纲，完全是信口讲，但在解放前允许这种讲法。陈先生说话有口音，讲得不是很精彩，不是靠口才取胜的那种教师，而且他讲的那些东西太专门了，引的古书我们都没看过，所以完全不懂。陈先生第二年就走了，本来是去英国任牛津大学的讲座，因为德国刚占领了法国，马上就要打过海，英国岌岌可危，只好滞留在香港。

五、图书馆不是藏珍楼

联大有个大图书馆，每个系也有自己的图书馆，这在战争期间是很难得的。所有图书馆全部开架，学生可以自由进书库，愿意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待一整天也没人管。有的书看着名字不错就拿出来翻翻，如果觉得没意思，又给搁回去，有的非常感兴趣就借出来，如同浸泡在书的海洋里，那享受真是美好极了。解放后我在历史研究所工作了三十年，做了研究员也不能进书库，要看书的话得在外边填条，然后交给图书馆管理员去拿。有一次我跟管书库的人商量，我只查一个材料，但不知道在哪本书里，你让我进去翻一下，不必来回填条换书，太麻烦了。其实那时候我年纪挺大了，都五十多岁了，他“恩准”我进去查书，还拿个手电筒，紧盯在我后面，似乎唯恐我在里面偷书，或者搞破坏。这种监视让我觉得异常尴尬，很不舒服。现在的国家图书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许多馆室不能入库，先在外面填条，限借三本，也许只给你找出一本来，翻翻可能还不是你想要的。得，这半天等于瞎耽误工夫，翻了一本没用的书，时间就报废了。

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碰见过一个美籍华人居密，她是国民党的元老、司法院院长居正的女儿。她说她去南京找材料，借书麻烦极了，借档案就更麻烦，结果待了七个月，所看到的内容抵不上在美国图书馆看一个月。我深有同感。我们手续太麻烦了，如果书库能随便进，就跟逛书店一样，左翻一本右翻一本，那一天能看多少？虽然不是所有书都仔细看，可是信息量就非常大了，需要哪本可以再看哪本。如果不能进书库，借什么书得填条请他给你拿，一天又能看多少？我觉得这跟我们的指导观念有关。图书馆的作用是什么？应该是尽最大的可能把书让大家看到。可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观点，图书是国家的财富，我们要尽量地把它保护好，越翻越烂怎么成？所以就千方百计地尽量少让人看，或者不让人看，这在无形之中，使我们国家在吸收知识方面落后了。图书馆是为传播知识设立的，着眼点不应当是建多少高楼、收藏多少图书，而应当是怎么才能让这些书流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如果这一点不考虑的话，图书馆变成了藏珍楼，唯恐被人家摸坏了，这就失掉了它最初的意义了。

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的图书馆。按理说我是一个外国人，也没有介绍信，什么证件都没有，可并没有人查问，书库照样可以进。图书馆从清晨开到夜半，只要你有精力，可以从早干到晚，而且它的条件非常好，里面有沙发，旁边就是小吃店，累了饿了可以歇一阵再继续，那你一天能收获多少？而且里面那些关于中国的书，包括港台的书、大陆出版的书，报刊、杂志，几乎都有。可是我们这里呢？国外的书看不到，港台的书也看不到。我在历史所的时候，借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期刊，得写个申请让党委特批，谁愿意去找那麻烦？这等于我们在思想上自我封闭了。别人的都不看，关起门来就看自己的那一点，好比一个足球队整天关起门来自己练，人家怎么打法你都不知道，这种球队出去能打得赢吗？既然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先天就比资本主义优越，他都不怕你，你为什么怕他呢？

我们那时候有好几条路径可以提高英文，一个是跑到外文系图书馆借英文小说。记得有个同学问我：“你看了多少本？”我说看了二十本吧，他说：“二十本不够，得三十本。”后来我们发现，读英文小说不要看英美人写的，而要看其他国家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比如法国人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的，或者俄国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那些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就容易得多。还有一条路，就是看英文杂志。联大有个杂志阅览室，国内国外的期刊杂志总有两三百种的样子，没事了就可以到里面翻一翻，跟逛书店一样，可以吸收很多东西。其中我有兴趣，而且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的，比如Apollo，关于美术史的，里面插图非常精彩——其实学校里没有美术史的专业课，可那种杂志阅览室里也有。还有一本杂志，名字是Etude，是法文的音乐史杂志，介绍很多古典音乐。有一篇文章给我印象很深，讲Schubert（舒伯特）的歌Erlk nig（《魔王》），那是一个德国民间的传说。一个小孩病得很重，父亲抱着他骑马去看医生，晚上风吹得很紧的时候，忽然有一个魔王出现勾引那个小孩，后来那个小孩就死了。这个歌我在北京就知道，是歌德的诗，可是一直没找着，看见那本杂志上有，赶紧抄了下来。这些条件后来就再没享受过了。我在历史所那么多年，牌子也是“中国科学院”，按理说条件应当很丰富，结果反倒不如联大的时候。

那时候英国领事馆离学校不远，领事馆里的阅览室可以随便进，一般只有三四个读者，而且阅览室的人挺殷勤，还给你倒一杯茶。1939年秋天，就在我离开贵阳的前两天，希特勒进攻波兰，二战开始了。英国领事馆里有各种英文的报纸杂志，当时我们对战局也很关心，常过去翻看。有一份London Illustrated News（《伦敦画报》）报道战局，有很多照片。1940年6月，法国投降，希特勒占领了巴黎，戴高乐跑到英国继续打仗，叫作“自由法国”（后来叫作“战斗法国”）。其实戴高乐在法国地位并不很高，原是陆军部一个局长级的人物，不过他提出一个新的战术观念很有名，认为未来作战主要是机械化的机动战，而不是像一次大战那样打壕堑战，挖个深沟，拥有机关枪把守敌人就过不来。二战时大规模使用坦克，可以到处跑，所以打的是运动战。德国打败法国以后有个“海狮计划”，准备过海打英国，先是大规模地轰炸，每天都是几千架飞机，连续轰炸了三个月，伦敦的居民都住在地铁里，那些情形《伦敦画报》上都有，有照片也有图画。当时英国只有八百架战斗机，数量上远远少于德国，可都是当时最先进的，一种喷火式spitfire，一种飓风式hurricane，性能非常优越。而且英国还有一种秘密武器是雷达，在“大不列颠之战”中起了非常的作用，所以德国终于没有能过海。这些都是我从领事馆的阅览室里看到的，一方面增加了实事知识，另一方面，不自觉地就吸收了许多现代报刊的应用英文。

六、茶馆听吹牛，里根挂二牌

我们那时候的生活条件极差，尤其教师就更艰苦了。以前那些名教授，比如冯友兰，战前一个月的工资有四五百大洋，在北京可以买一座四合院，战争爆发以后便每况愈下。从前都是用硬币，比如银元，上边有袁世凯或孙中山的头像，再比如铜板，不过都很麻烦，稍微多一点就很重，很累赘，而且非常脏。1935年，国民党政府请英国的专家李兹．罗斯来中国进行币制改革，改用法币（即法定的货币），由中央政府的银行统一发行纸币，全国通行。这当然比硬币优越，一开始很有用，而且打仗要用钱，钱从哪里来？票子一印就出来，所以国民党当局采取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印票子。可是老那么掏窟窿怎么受得了？1935年到1937年，国民党进行改革确实也在着力，因为知道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包括币制改革也是备战，但你不能一味地靠这一种办法。从1937年打仗到1938年、1939年，物价显著上涨，结果通货膨胀，导致整个经济崩溃，最后连吃饭都很困难了。

吃也差，穿也差，住也差，一间茅草棚的宿舍上下通铺住四十人，颇有点类似我们上世纪七十年代五七干校的宿舍。不过打仗的时候生活不安定，有的人休学，有个别有点钱的人在外边自己租个小房子，还有的是根本就在外边工作，比如有人在外县教书，到考试的时候才回来，所以宿舍里往往住不满，但也有二三十人，很挤。我同宿舍里有位同学，是后来有了名的作家，叫汪曾祺。他和我同级，年纪差不多，都十八九岁，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北大历史系的汪已经是助教了，也是这种作风。

不过好在不要钱，上学、吃住都不要钱，学生每个月靠“贷金”吃饭，而且不用还，这和今天大不一样。假如那个时候要学费的话，我相信绝大部分学生都上不了学，不但我们上不了，就是再大的名人也上不了学，包括杨振宁。那时候教授钱太少了，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数学系主任，他一大家人，饭都不够吃的还上什么学？当年的艰难时世，恐怕是今天难以想像的。

前边提到过，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那时候也挺有意思，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生活非常之艰苦，可是士气却没有受影响，并没有失败主义的情绪流行，总是乐观的、天真的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而且胜利以后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世界，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最幸福之所在。

联大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背井离乡，寒暑假也回不了家，一年四季都在校园里，而且因为穷困，吃喝玩乐的事情少有可能，只好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休息时就在草地里晒晒太阳，或者聊聊天。昆明大西门外有一条凤翥街，街上有几十个茶馆，大家没事就到茶馆喝碗茶。其实喝什么无所谓的，很便宜，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毛钱了，无非就是茶叶兑开水，有的人是真拿本书在那儿用功，但大部分人是去聊天，海阔天空说什么的都有。最记得有一次，我看见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高谈阔论。其实我们也没有来往，不过他们是全校有名的学生，谁都知道的。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地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且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当时我就想：“年纪轻轻怎么能这么狂妄？居然敢骂当代物理学界的大宗师，还骂得个一钱不值？！用这么大不敬的语气，也太出格了。”不过后来我想，年轻人大概需要有这种气魄才可能超越前人。

在昆明的时候时常看看电影，而且也不贵，一个月总可以看上两三次，昆明七年我大概看了总得有两百多场。当时有一家南屏电影院是新建的，设备很新，影片也都是最新的。记得每次演电影前先放一段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大家起立，屏幕上依次放映国父孙中山、国家主席林森以及蒋介石委员长的像，接下来才是看电影。电影分为几种，一种是时事性的纪录片，比如隆美尔和蒙哥马利在北非的沙漠之战，再比如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片子也是马上就公映了。那次使我们非常惊讶的，就是罗斯福的衰老不堪。那年罗斯福才六十二岁，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应该是一个正当年的时期，可他简直衰老的不得了，简直就是九十二岁，和不久之前判若两人。果然，看了那片子以后没几天他就脑溢血，一下就死了。另一种是故事片，很多都是描写二战的，像《卡萨布兰卡》（当时叫《北非谍影》）、《魂断蓝桥》，再比如《东京上空三十秒》，那是顶新的片子，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年春天美国就炸了东京，电影里演的就是那次轰炸。还有一部电影讲二战海战的，看了以后我才知道，那些潜水艇里的人要时常照日光灯，补充一些紫外线。另一种就是文艺片，比如《简爱》、《乱世佳人》，还有音乐片，像讲斯特劳斯的《翠堤春晓》，音乐非常好，我看了三遍，可有的同学看了五六遍，里边的好几个歌我们都会唱。《葡萄春满》（New Wine），讲的是舒伯特的一生。还有《一曲难忘》（A Song To Remember），写肖邦的。演肖邦老师的是Paul Muni，演乔治．桑的是Merle Oberon，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演员，那个片子我也看了好几遍，就是喜欢听他的音乐。后来Merle Oberon和Laurence Olivier合演了《呼啸山庄》，Laurence Olivier和Joan Fontaine合演了《蝴蝶梦》（Rebecca），都是当时有名的片子。

那时候的好片子非常多，里根的电影我看了几部。当时他是个二流演员，用京剧的行话来讲，是“挂二牌”的，当然还有“挂三牌”的，那就更不重要了。当时有个英国的著名演员叫Eroll Flynn，演了许多战争武打片，其中有一部叫《绝望的旅程》，里根就在里边给Eroll Flynn配戏。

据说当时担任电影片中译名工作的是吴宓老师，不知确否，不过从某些片名来看，如《卿何薄命》、《魂归离天》（两辞皆出自《红楼梦》）之类，很像是吴先生的风格。附带说一点，当时的电影没有配音，有些同学就是去学英语的。我作为历史系的学生，也从电影里认识了一些具体的古代生活情况，如Laurence Olivier（奥利维尔）、Vivien Leigh（费雯丽）主演的Trafalgar（特拉法加）海战，Norma Shearer演的Marie Antoinette（中译名为《绝代艳后》，即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这些文娱生活丰富了我们的知识。

七、兼职做教师

从1939年到1944年，对我是最困难的几年。抗战前在北京做中学生的时候，学校里一天吃三顿饭，一个月才花五块多钱，质量不错，而且可以敞开吃，1938年我在长沙上学的时候也是五块多钱，至少都是细粮。可是到1939年就不行了，物价飞涨，学校里吃饭虽然不要钱，可是非常之差，有点像我们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期间吃不饱的光景。人的胃口毕竟有限，粮食定量就意味着限制你的口粮，西南联大的时候虽然没有定量，可大家都过去抢，不一会儿工夫就没有了。一直到1942年，我在外面可以找个零星工作兼差了，才算好一些。

1943年读了研究生以后，我就在中学里做兼职教师，每月工资已是数千，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七八百元钱，每顿饭都自己花钱在中学里买，总算能吃饱一点了，只要不养家活口，生活还算过得去。昆明中学有好几十个，比较缺教师，几乎全让联大学生包办了，有的学生迫于生计，平时在外县兼课，到了考试才回来。年轻人精力充沛，而且可以“杀价钱”，工资压得比较低，加之联大学生的水平比当地高一些，所以学校里也愿意用。

我们做研究生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不做中学教师，只有工学院的例外，他们可以下工厂，修公路、修铁路，或者修汽车，除此以外，我想大多数同学都在兼课，包括鼎鼎大名的杨振宁。杨振宁在联大附中教书，他的爱人杜致礼就是他班上的学生，后来他出国了，王浩就接手在那里教。当时不但是学生教，连联大的老师也在中学里兼职。我在好几个中学教过书，求实中学、五华中学、龙渊中学、昆华女中，教国文，教英文，也教过历史、地理，研究生的三年里基本没间断过。在五华中学教中文的时候，朱自清先生也在那里教一班，我教另一班，他的威望、名气比我大得多了，本来就是名教授和文学家，当然应当比我高明得多，所以我并不觉得泄气。闻一多先生也在昆明的中学里教书，学校当局知道闻先生是有名的诗人，所以给他的工资特别高，还特别给他一间房子，虽然现在看来也不觉得怎样，不过在当时就非常了不起了。

八、恋爱？

在恋爱婚姻的问题上，老一辈人和我们当时的年轻一代有很大不同。五四的那一辈人一方面是维新的，比如钱玄同，他的名字就是“疑古玄同”之意，对古代根本是怀疑的，可另一方面，他们的旧学根底都非常深，其中也包括了旧的思想。所以他们的婚姻大多是家庭包办，后来又讲婚姻自由、个性解放，对家庭包办的婚姻不满意，就另外找人结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胡适。胡适的婚姻是家庭包办的，虽然后来也另外有人，除了韦莲司可能还有别人，但他不愿意伤他母亲的心，始终保持着和江冬秀的婚姻。这是中国旧的伦理传统。郭沫若、鲁迅都是这样，虽然在外面又有了新的婚姻，原来包办的夫人还在，算是家庭成员。

到了我们那一代，学校里没有规定学生不可以结婚，不过事实上不可能结婚。书还没念完，自己生活不能自立，怎么维持家庭？“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子谁个不善怀春？这是我们人性中之至神至圣。”（郭沫若译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序言）但我们那时候真正谈恋爱的人毕竟是少数，结婚的更是少有，总以为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一般都是参加了工作，到二十五六岁，甚至三十多岁才结婚，而且很少有人在毕业以前就谈恋爱，女同学结婚的就更少了，或者结婚了就中断学业，做家庭主妇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有一本小说很流行，叫《青春之歌》，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至少我觉得那本书写得很不符合当时的情况。小说写“一二．九”运动，写北大的女生，那时候大女生才四五十人，就在马神庙的北大五斋，我两个姐姐都住在那里，我去过好多次，所以那四五十个女生我至少认识一半以上，可是没听说谁是结过婚的。男同学里也很少有人结婚，除非是从偏远地区或农村里来的，城市里长大的大都没结婚。可是书里写林道静不但结婚了，还和人同居，而且还换了人，那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哪有女同学随便跟人同居的？后来我在联大见到有学生同居，大都是东北的。那时候东北已经被日本占领了，国破家亡，那些同学流亡在关内，自己没有安身的地方，所以两个人就找一个公寓住下来。可这是很少有的，一般的都不这样。一个人写小说，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经验写在里边，所以那些情节就显得太虚假，完全不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

九、“天人交感”下人生观的转变

我做研究生第一年读的是哲学，可是不久得了肺病，一犯起来就吐血，身体非常虚弱。那时候肺病非常普遍，大概很多人都有，不过没有检查出来，因为不犯病的时候和正常人一样。如果我不吐血，我也不会知道自己有肺病，也许是别人传染给我的，也许我还传染别人，这都不知道，没有隔离，也没有药，等于自生自灭。

后来我才知道，吐血好像也并不那么严重。细菌把血管咬破了，所以就吐血，如果一个人失血不很多的话，没那么严重，吐血而死往往并不是因为失血，一般都是因为窒息，血出来的时候把气管给堵住了，那时是非常难过的，我很有体会。而且我得肺病还有个特殊经验，只要天气一变，比如忽然风雷交作，我就感到气闷压迫，开始吐血。有位同学跟我开玩笑，说：“你这是‘天人交感’。”《资治通鉴》里有一段故事，武则天的时候屡兴大狱，抓起人来就用酷刑。有一个人在监狱里受了很重的刑，结果出来以后能够预报天气。别人问他：“怎么会这么灵？”他说不是他灵，而是他的伤一变天就立刻有预感，所以预言非常准确。我想这是对的，我当时也是这种经验，天一变就能感觉到。

我的遭遇还算不错，终于挺过来了，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物理系一个同学叫张崇域，他物理念得是最好的，后来还做了研究生。我相信如果他一直活下来的话，现在也该是物理学大家了，也会是诺贝尔级的，可是不幸后来得了肺病，毕业不久就死了，非常可惜。化学系有个小胖子叫陆钟荣，也是读得非常优秀，我们一起上过德文，毕业的时候得了肺病，眼看着他一天天消瘦下去，真是骨瘦如柴瘦得不得了，后来死了，实在太可惜了。他们那么年轻有才，如果给一个条件能够活下来的话，我想一定非常有成绩，可惜很早就去世了。

毕业以后我念了三年研究生，起先受王浩的影响一起念了哲学，不过我没有念完，一是因为生病，半年没有上课，二是又受王浩的影响，放弃了哲学。王浩本科是学数学的，哲学念得也非常好，他认为，学哲学只有两条路走，一条路是从自然科学入手，特别是从数理科学入手，不然只能走伦理说教的路，比如孔孟之道，仁者爱人，但这些不是哲学，真正讲哲学一定要从自然科学入手。另一条路，就是得到一点哲学的熏陶，从哲学的背景改行搞文学。他这一点说得非常有理，西方的大哲学家大多是科学家出身，像近代的笛卡儿、莱布尼茨，当代的怀特海、罗素，还有列宁批判过的马赫、彭加勒，都是第一流的科学家。王浩是学数学的，当然可以搞“真正的哲学”，我没自然科学的基础，念了一年工科远远不够，心想还是不要学哲学了，学也学不好的。那时我正病重，于是找来一些文学书排遣，特别是英国浪漫派，雪莱、拜伦、济慈的诗歌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西方的诗歌和中国诗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往往都是长篇大论，一首诗就是一小本书，发挥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这在中国诗里很少见。英国十九世纪有两个重要诗人，Browning（勃朗宁）和Tennyson（丁尼生），一般的评价是Browning比Tennyson更高明，可我当时的感受是，Browning的诗歌虽然气势雄浑，但缺少人生境界的深度，在这一点上，Tennyson似乎更胜一筹，也更加让我着迷。Tennyson中年的时候写了一首长诗《怀念》（In Memoriam），怀念他死去的朋友，写得非常感人，系统地发挥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以及宗教信仰，而他之打动我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寄托，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讲，就是“畅论天人之际”。再比如，Tennyson八十三岁去世，他的最后一首诗Crossing the Bar几乎每个选本上都有，诗的大意是，那天早上他出港的时候赶上大雾，船出不去，直到中午雾气散尽才驶离港口，Tennyson联想到自己八十多岁了，人生快要走到尽头，驶离此岸的港湾，跨过人生的界线，之后，就可以见到“我的舵手”（即上帝），“I hope to see my pilot face to face when I have crost the bar”。这些诗我读过之后非常感动，而且非常欣赏这种人生观，觉得这才符合我的胃口，所以第二年又转到外文系念文学去了。

我在外文系的第一位导师是吴宓先生，后来他去四川了，由美国人Robert Winter做我的导师。不过后来我也没有念好，因为我主要的兴趣不是文学研究，只是那些诗对我的思想有启发，觉着非常有会于心。我一直都这样认为，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本身就是目的，不能太功利，比如念这个对我没多大用处，拿不到博士学位，也找不着好工作，那我就不干了。当然这样想也不算错，但那是另外一种作风。从中学开始，很多年我都不大用功，这大概与我自由散漫的习惯有关系，也可以说跟自己的人生观有关系。在我看来，读书最大的乐趣在于自己精神上的满足，这比什么都重要，而不在于是不是得到一种世俗的荣誉。假如不是很有兴趣，又要付出很大的牺牲，我觉得犯不上，或者说，太功利就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反而得不偿失。

1945年至1946年，正是我做研究生第三年，“一二．一”民主运动非常热烈，课也停了，学校里也乱，静不下心来读书写论文。1946年联大宣告结束，清华、北大回北京，本来我应该跟着回北京再写一篇论文，我想写一篇论叔本华，因为叔本华虽然是哲学家，可他走的是文学的路，我很有感触。可是姐姐写信说母亲随她在台湾病得厉害，以为快要不行了，我就去看她，等到可以回来的时候内战又打了起来，北上无望，所以研究生念了三年，最后也没有拿到学位。

《书屋》2005年第10期

      湮没在历史迷雾中的联大精神
　　
　　
　　午后踏着落日的余晖，一个人再次来到某高校院内，一为瞻仰西南联大遗址；二为凭吊闻一多、李公朴先生。去年五月初到昆明，与朋友也来看过，但那时对西南联大气贯长虹的历史和自由民主的精神还很模糊，因此基本上是走马观花。在云大图书馆腌泡了近一年时间，西南联大那幕摄人心魄的历史话剧在我心中渐次清晰，我常常一个人在桌前、在路上凝想出神，曾经激荡时代风云的大师身影一个个从尘封的岁月中神采奕奕地走了出来，与我对话，给我教益，为我指路，促我思索，于是，胸中的块垒訇然冰释，我感到自己正从浮华中走了出来，自由地吟唱，无羁无束地驰骋生命的野马，我感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然而进入校园，我高涨的情绪却低落了下去，我在怀疑是我的期待太高抑或是我出生的不合时宜！碧草坪上，三两学生扑克争雄；六角亭边，热恋情侣打情骂俏；林荫道下，来往行人茫然疾走，这一切与我心中的联大相去甚远。这块土地，曾经是自由与理性、民主与进步的庇护所，它翻卷了一个时代的激荡风潮，它也培育了耀泽华夏的民族栋梁，在今天，联大精神与联大情怀，成为人们魂牵梦萦的知识与人格彼岸。然而，现在那些凭着保留这些物化的遗址和呼叫着震天价响口号的大学自诩为继承了西南联大的传统真叫人哭笑不得。充其量它只是一形式与内容分离的空壳而已。
　　
　　在学校砚池前，我手倚护栏望着池中的生物发呆，一尺多长的金鱼在空间狭小的死水中慵懒地游来游去，没有一点生气，它的存在仅供一些空闲的活人观赏愉悦。池中喷泉摄起的水波无可奈何地向四周圈圈漾去，仿佛西南联大的精神，离我们愈走愈远。我也许没有权力去苛刻每一个人像我一样严肃与感时伤怀，然而，当今天大学精神被工具理性冲碰得灰头灰脑，当今天的学子都成为市场经济的螺丝钉，当今天的知识分子都放弃了自己的价值取向，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面壁反思的必要吗？
　　
　　沿着联大的旧址循过去，远远地望见几个遒劲有力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隶体大字端立在粉刷一新的遗址联大校门上方。今天的人们对这个名字情有独钟，不仅因为它有过太多的才子佳和名人趣闻，更重要的是在国难当头的时期，它高扬了弥足珍贵的民主自由精神。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北方战事吃紧，众多高校随南京国民政府南迁，其中，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昆明落脚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时间，偏僻的昆明云集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文化精英，历史的机缘使昆明俨然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在当时的西南联大，虽然战火纷飞，但它却难能可贵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诸如大学独立、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治学精神。正是在这样的教育思想指导下，西南联大在短短几年间培养出了世界一流的人才，如杨振宁、李政道、殷海光、何炳棣、周谠、王浩等。在中国近代办学史上，它与五四前后的北大一样成为成功的范例，它也因此成为后人迷茫心灵的泊靠港湾。
　　
　　再往里边走，映入眼帘的是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闻一多等大师被篆刻成碑的墨宝真迹，它们在12•9运动纪念馆的一侧落寞地矗立着，尽管旁边的青草绿竹茂盛怡人，然而，除了孤独的我孑然前来凭吊，还有谁再庄严地多看几眼呢!
　　
　　石碑的另一侧是遗存下来当文物保护的当年联大的教室，典型的北方小木房结构，粗糙的颜面、低矮的墙壁、向两边下垂的落坡式屋顶，这就是当年大师们生活的真实环境。当年这些房子的墙壁是泥土胚的，经常长有青草，青草有吸收声音的功效，顶子是白铁皮做的，下雨时雨点敲着铁皮噼噼啪啪作响，以至于教授们讲课都得声嘶力竭的喊叫。教室的桌椅不够用，学生们吃饭后必须步履匆匆抢占座位，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同学站者听讲。想到这里我的思绪飞扬了起来，意气风发的教授在台上兴致勃勃地授业，一群青春年少的学生在台下如饥似渴地学习，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图景啊！举目旁望，一些如同鸽子笼似的现代建筑巍然屹立，矮小的联大校舍便相形见绌。我的耳边顿时回响起梅贻琦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而有大师之谓也。”像蔡元培先生一样，他在万马齐喑的社会中实践着自己高远的理想。然而今天呢？大学的硬件设施直追西方，南昌大学修一个校门花两千万，聊城大学修一个校门花八千万，可软实力方面呢？我们不敢直起腰杆说话。
　　
　　在历史的残砖碎瓦中寻觅，仔细地探究西南联大办学成功的秘密所在？也许就是大学独立、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与现代公民社会接轨的教育理念。
　　
　　西方的大学在教会的怀抱中发韧，如最早的波伦亚大学和巴黎大学。在中世纪的西方，教会的力量完全可以与世俗政权分庭抗礼，一些对俗权有叛逆思想的人物他们可以得到宗教的庇护，同时，宗教的虔诚有助于他们心无旁骛地潜下心来研究学问。另外，私立学校在西方也占有很大的分量。它们与独立性很强的公立学校共同孕育了西方的近代科学。近代兴起的中国大学中，南开大学是私立的，燕京大学是教会办的，即便北京大学它也是相对独立的。西南联大在思想上继承了“五四”的传统，故在当时它被誉为中国“民主的堡垒”。在当时，抗战的重心在重庆，但文化的重心却在昆明。国民党也千方百计想在联大校园插足，但收效不大，因为那里的教授不买这个帐。例如1941年前后，国民党想加强对西南联大的控制，要求当时担任院长以上职务的教授都得参加国民党，当时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先生知道后淡淡一笑，对他的一个学生很坚决地说：“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后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同其它教授一样，当时的校长梅贻琦牛气十足，他经常抵制上面的指令，实在惹不起的时候就采取应付了事的态度。作为一种理念的独立，西南联大是很成功的。大学的独立是教授人格独立的保证。
　　
　　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北大校长蒋梦麟负责对外事宜，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重庆负责与政府交涉，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负责学校教学事务。文学院院长胡适因事不能抵昆，由冯友兰出任，当时的各院领导都是享有盛誉的全国知名教授。教授是学校的中心，教授的权利之大是难以想象的。作为一校之长梅贻琦有着这样的认识“一个学校有先生上课，这是主要的。为了上课听课，就必须有些教具以及桌椅之类。因此也需要有人管这方面的事。一个学校的校长就是管这些事的。” 他还说“当校长就好像一个唱王帽戏的演员，他坐在那里好像是很重要，其实戏是别人唱的，他并没有很多的戏”。刘文典先生在上课时二尺长的烟杆从不离手，一校役提一水壶在旁候着听唤。在那时，大学尽可能地凸显教授的尊荣地位，教授才能表现出特立独行的真性情。西南联大没有僵化的体制束缚，教授有着择业与自由迁徙的自由，合则留，不合则去，相对其他行业，大学的待遇也是优厚的，正是这样的气氛吸引，这里当年聚集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流的知识分子群体，我们耳熟能详的有：陈寅恪、冯友兰、卞之琳、顾颉刚、钱穆、傅斯年、吴晗、潘光旦、沈从文、金岳霖、汤用彤、贺麟、熊庆来、吴文藻、冰心、朱光潜、王力、冯至、华罗庚、熊十力、吕叔湘、白寿彝、陈白尘、李广田、张光年、姜亮夫……
　　在当时的西南联大，思想也是自由的，在那个教授群中，包括了国民党在内的各个党派，其中民盟人士占有很大的比例。冯友兰在《南渡集》中有一篇专门论述大学的学术自由的文章，他认为“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国家和社会要给他们研究自由，并且要给他们选择人才的自由”。贺麟在《学术与政治》的文章中说“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由的王国，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神圣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广大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因此，当时的教授被民众视为社会的良心，享有崇高的地位。在当年的联大校园到处弥漫着自由的气氛。如果说剑桥大学的传统是同学们常在饭后躺在沙发上，嘴里叼着一支香烟，徐徐吐出漫散的烟圈，然后在烟雾的缭绕中去寻找灵感，那联大的传统则是街巷上林立的茶馆，那也可以说是联大的“沙龙”，每值饭后，大家三五成群达一家茶馆，泡一碗茶，可以品赏茶道或大吹一通或玩桥牌、或看书做习题写文章。男生校舍每间可住四十人，居住迁徙自由。联大同学的衣着也能充分体现自由的色彩，男同学大概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北大的同学多穿大褂，体现出潇洒出尘的风度；清华的同学多穿西服，显现出翩翩年少的风格；南开的同学多穿茄克，流露出英俊挺拔活泼的气象。
　　
　　在当年的西南联大，包容了各种背景的教授，包括留学美国的、欧陆的、日本的、未留学的、出身小学教师的，包括亲国民党的、左倾的、信奉自由主义的，包括有怪癖的、清高的、风流倜傥的、甚至有不良习惯的，只要你有真才实学，联大讲台就为你留有一席之地。在《联大八年》这本书中，有人作过这样的统计，179位教授中，有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三位留日，23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五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三位留英外，皆为留美，联大当时的教育思想和课程设计，主要受美国自由教育思想的影响。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背景使得当时的教授与政府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他们成为政府的“牛氓”，他们可以用自己的价值标尺去衡量社会的百态，为社会正义而疾呼，为真理而执着，为政府的有悖情理而发出不悦耳之音。他们是是政府真诚的监督者，是社会的尽职的批判者。例如金刚怒目的傅斯年曾尖锐地批评孔祥熙的谈财误国，促成了孔财政部长的倒台。允许兼容并蓄才有各位大师真性情的放溢。如金岳霖就是这样的一位怪人，他在自己的初恋挫败后，干脆一辈子再不结婚。关于仕途，他有着独特的看法，他说“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那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上唱歌”。他身边的趣闻轶事更多，他养了一只大公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到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周围的孩子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唐兰教授40多岁，可他的胡须和头发一样长得出奇，简直连成一片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今天看来他们是智商低下，然而他们却稳坐了联大的讲台，他们宁愿保持自己的赤字之心，却厌恶与圆滑和灵活为伍。这些博学鸿儒心中自有自己的道，难道这不是陈寅恪先生所追求的“自由之品格，独立之精神”吗？
　　
　　朱学勤有三境界说：学人分为有知识、有胆识、有见识三种。当时西南联大的教育指导思想是“通识教育”、“通才教育”，当时教授老、中、青三个层次结合，既有像十九世纪末的那一批人如陈寅恪、朱自清，刘文典等，他们有深厚的国学功底，第二代是二十世纪初出生的如钱端升、叶公超等，是一个过渡层；第三代是1910年出生的如钱钟书、费孝通为代表，他们经受了欧风美雨的洗涤，他们将现代的教育思想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他们是学术与人格的统一，他们不仅在传授知识而且还以魅力十足的人格力量熏陶着人们的灵魂。他们堪称博学鸿儒，毫不自惭，例如陈寅恪先生上课开篇就说：“古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以前我讲过的，我也不讲，我只讲大家没讲过的。”一学期下来，他真的做到了。正是这样的一种文化底蕴使他们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禀赋。西方对知识分子定义有三层含义：一、社会的良心；二、智慧的传播者；三、对真理与神圣的亵渎与怀疑者。所以他们高举科学与理性的旗帜以罕见的时代责任感关注着现实，对于政府的乱用职权他们强烈地抨击，对于人民的苦难他们感同身受，他们以合法的手段为弱者争取权利。例如学生埋头钻研“古典”，表现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倾向，闻一多一面表扬他们的刻苦精神，一面指出：不能忘了“借古鉴今”，他给学生三个作文题目《写给蒋委员长的一封公开信》《病兵》《号角》都是与时代的脉搏共振的。伯克说：“舆论的作用是与滥用权力的人数成反比的。”他们以自己特殊的地位扮演着社会的监督者的角色，某种意义上他们是社会的良心。孟子云：“吾善养浩然正气也。”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在做人的尊严面前，他们具有可贵的牺牲精神，面对政府的血腥镇压，闻一多先生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倒在了血泊之中。
　　
　　在思绪万千之余，我又拾级而上，见到了李公朴的衣冠冢，虔诚地对他三拜，似乎感觉到了先生心脏的跳动。李先生为了中国的民主自由，从“七君子事件”到“李闻惨案”，他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在残暴的强权前，从没有怯懦，总是冲在最前面，他在中国人民寻找自由的道路中，以羸弱之躯奋力斗争，从不吝惜自己的激情与血泪。胡适说“一个自由的国家不是一群奴隶所能建立起来的。”然而争取的过程也要付出血的代价，为了神圣的高贵，先生选择了刑场的微笑，在对独裁者的蔑视中，他看到了统治者颤抖的心房，他要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独裁者送葬。当罪恶的子弹穿透不屈的胸膛时，卑鄙的统治者却没有想到这种龌龊的表演已是黔驴技穷的最后一招了，它加剧了自己的灭亡速度。
　　
　　耶稣对其门徒说“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拨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工具理性大行其道的现代社会，作为社会的精英——知识分子是有理由像鸵鸟一样撅起把头伸插到沙漠中的。陈寅恪说“每当社会风气递嬗变革之际，士之沉浮即大受影响。其巧着诈者往往能投机取巧，置身通显。其拙者贤者，则惟往固守气节，沉沦不遇。”陈先生的话语可谓深刻。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时代，我们的知识分子要么像王蒙那样“躲避崇高，”藏在浮躁世界的幕布下面，偶尔探出头来看看外面的丑陋，要么就像王朔一样“我是流氓我怕谁”，一幅玩世不恭的样子把现实世界中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湖水搅得浑浊不清，而另外一些号称“知识精英”的钻在考据的故纸堆中皓首穷经，更有些骨质疏松者干脆成了不公正的歌唱者，既得利益阶层的帮闲，他们对于自个群体的被挤压无动于衷，对于弱势群体的苦难漠不关心，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名利场，滴水不漏，一个不剩。
　　
　　一阵高亢的读书声打破了松柏清幽下的寂静，同时也把我的思绪从不着边际的幻想中拉了回来，我循着声音望过去，一个稚气未褪的学生正在用功李阳英语，他看上去年纪很轻，但脸上却写满了疲惫与迷茫，我心想，他刚入校几天，就感受到了市场经济咄咄逼人的残酷，也许他正在心急如焚地为几年后的毕业增加自己的竞争资本呢？联大当年的学生虽然在生活上是艰苦的，但他们的精神却是自由的，他们从不担心毕业后的择业问题，然而今天，我们的学生却不得不顾虑重重，焦灼的心灵带着脚镣般学习！
　　
　　夜色不知不觉地快要笼罩整个人间了，郁闷的我失望地走出了这块心中的圣地！

   　1929年7月，国民政府制定的《大学组织法》还明文规定，除国立大学外，可以设立私立大学，“由私人或私法人设立者，为私立大学”。尤其重要的是私立大学的概念里包含了外国人和教会可以在中国办大学，这是一种开放的世界眼光。

 

      西南联大从何而来？这所大学究竟凭什么被称为“最好的大学”？7日，云南师范大学教授，西南联大历史研究专家杨立德先生特别为广大读者讲述西南联大的历史，重温那段难忘的岁月。

      搬迁

      师生辞别五朝宫阙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平津沦陷，为不当亡国奴，一些大学准备南迁。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准备在全国设立3所临时大学：东南临时大学，西安临时大学(后称西北联合大学，由北平师范大学等组成，不到一年就解散了)，长沙临时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后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也是唯一一所联合到底的学校）。

      9月28日，北大、清华、南开师生分别从北京、天津陆续往长沙聚集，11月1日在长沙正式上课。西南联大校庆就定在这一天。

      12月，南京大屠杀消息传来，长沙局势危急。临时大学常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专程面见蒋介石，蒋同意临大搬迁至昆明。

      1938年2月18日，临大正式结束。次日，师生分3路进云南。

      立校

      辗转云南发扬光大

      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上课，设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昆明没有校舍，联大租用昆华农校等为理学院校舍；江西会馆、全蜀会馆等为工学院校舍，现在的昆明拓东一小还有工学院纪念碑；文学院和法商学院前往蒙自，借用蒙自海关、歌胪士洋行和民房作为校舍。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将私宅分了一半给北大做办事处，而后这里成为西南联大的总办事处。

       不久，学校在昆明城西北低价购买了124亩地建盖校舍，并请建筑大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

      8月，西南联大增设师范学院，年底，蒙自的两个学院也迁回昆明。

      1940年，蒋介石为了扩大西南联大，要其逐步搬迁到四川。作为折中，联大选择在四川叙永办分校，供一年级和先修班新生使用。由于各地学生到叙永路途危险，一学期后一年级学生就撤回昆明，先修班再办了一学期后也撤回昆明。

       西南联大从此在昆明立定了脚跟，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5月4日，联大师生分11批，陆续离开昆明，返回北京、天津。

      治校

      饱学教授共担重任

      西南联大集3所名校而能紧密融合，这要归功于当时学校常委会的3位常委：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

      原定常委会主席一年一换。实际上，常委们虚怀若谷，长期掌校的是梅贻琦。张伯苓说：“我的表你代着（你代表我）”，蒋梦麟则说：“我的不管就是管。”这样使得梅贻琦可放手管理学校，遇上问题共同商量。联大的校务委员会由常委、主任秘书、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代表组成，讨论审议学校重大事项。

      联大教师共350人，教授、副教授就有179人，其中156人曾出国留学。教授治校是联大重要的管理方式。联大有教授会，负责讨论教学及研究的改进，学生导育、学位授予等。在遇到关系全校师生的问题，尤其是与政府有矛盾，而常委会、校务委员会都难于解决时，就要召开教授会。

      联大设70多个专门委员会，承担具体工作。比如防空委员会、招考委员会、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等，委员会都由教授作召集人，成员兼职不兼薪，工作井井有条。

      授业

      学术自由培育栋梁

      联大对学术的观点是，只要不达到自我淘汰的地步都可以去讲。世界上各种知识的经典、流派，在这所大学都要有。教师在课堂上可以发表任何观点，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可以讲，当时联大图书馆甚至有《共产党宣言》。

      学生自由选择上课。一开学，教务处几面墙就贴教师开的课，一门课几个教授讲，讲的角度不同。联大几年间共开了1600门课。

      学校没有统一教材，有的教材来自国外，联大的很多课程都用英语讲授。老师们把自己研究的最新心得教给学生，甚至自己刚写完的手稿都可以借给学生抄。

      当时在联大任教的国学大师陈寅恪上课就有“四不讲”：“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联大的学术自由由此可见一斑。

      联大实行学分制加学年制。9年共招收8000多名学生，因教学严格和各方面原因，最后拿到毕业证的研究生、本科生和专科生只有4000多人。联大学子中产生了许多专家学者、国之栋梁。1999年我国表彰的23位为“两弹一星”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中，就有8位出自西南联大。

      生活

      艰难困苦不堕壮志

     “刚毅坚卓”是联大的校训。在艰难岁月里，师生们以行动实践校训。“1937年到1945年，昆明物价可说上涨了万倍，寄信时，信封上贴了一大沓邮票。” 杨立德讲述了师生们的艰难生活。

      学生自治是联大一大特色，没有班主任，也没有辅导员，但有学生自治会，由学子选举产生。学校没有食堂，吃饭是找上几十个相处较好的同学凑钱组织膳团，请伙夫包饭。当时，学生普遍都穷，大多在昆明兼职，到中学当老师，当邮递员，在报馆做校对，甚至还在小西门城门放午炮。

      但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学生们却都很勤奋，每天图书馆门还没开，学生就排起长队。好多学生上课后到龙祥街、凤翥街的茶馆，写论文、做读书笔记。已故著名作家汪曾祺的散文《泡茶馆》就是说的这段故事。

      学术

      耀眼成就边陲诞生

      在昆明，金岳霖写成了《知识论》，上课的时候就带着手稿，跑警报时就用布包着跑。一次，他在防空洞把书稿垫着坐，走时忘记拿，将近70万字的书稿就此丢失。金岳霖就重写。

      在蒙自，钱穆与一位教授晚饭后散步，这位教授建议他以中国历史写一部《国史大纲》，钱答应了。此后，他住在宜良岩泉寺一年多时间写成此书，完稿后交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印行，成为当年大学“中国通史”教材。

      在联大，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无一不是各领域的经典。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校师生先是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后又西迁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校师生精诚团结,既弘扬了三校“科学与民主”的优良传统,又融会了北大的“民主自由”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共同谱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在如晦的风雨中,西南联大弦歌不辍,犹如一盏明灯高悬西南一隅维系着中华文明的一缕学脉,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播的一大奇观。 
                                                             一 
      破衣蔽体,糙米果腹,以茅屋为校舍,以破庙为教室,躲警报,避轰炸,钻山洞……就在这样的情形下联大教师发扬“刚毅坚卓”的精神,热情不减,培养出了一批世界一流人才。
      西南联大建校伊始,仅有文、理、法商、工学院,在校学生1506人,到抗战胜利时,已经发展有5个学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电讯和师范)和一个先修班,5个研究所(下设17学部)。先后在校学生约有8000人,毕业生有3800人。西南联大处在强敌入侵、风雨如晦的艰苦环境中,以其坚毅不拔的精神和严格的学风,培养和造就了大批的优秀人才。其中,有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78位中科院院士、12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一批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家。
      正如著名学者陈岱孙所指出的:“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永不动摇的信念、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对敬业、求知的追求。这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如今,“联大现象”不仅为华人教育圈所关注,一些国外研究者也称:“西南联大的历史将为世界学术界追忆与推崇……联大的传统,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 
 
                                                             二
      在偏居西南一隅的云南,西南联大的许多专家、学者深信:“只有知识是惟一的救星……惟有知识才能使我们不至认国运之盛衰国脉之绝续仅系于一城一堡之被外兵占领与否。”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历史责任感,西南联大的师生们苦苦探索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产生了一大批极具深远意义的理论著述。这些著述不只是书斋里的经学玄论,许多学术理论研究都能够从中国现实社会出发,着眼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兴盛与发展,其中不少思想在中国学术史、教育史和文化思想史上均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抗战期间,冯友兰先生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在将近10年的艰难困厄中,他写出了6部传世之作:《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这6部书简称《贞元六书》,取《周易》“贞下起元”之义,以寄托对抗战胜利和中国再度富强昌盛的希望。《新理学》一书出版后,全国各地报刊杂志,以及私人谈话、发表的评论,异常之多,引起国内思想界许多批评、讨论、思考,使他成为抗战中,中国影响最大、声名最大的哲学家。
      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期间,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国史大纲》。这是一部享有盛誉、影响甚大的中国通史著作。钱穆先生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如论述先秦民间自由讲学兴起和宋明社会自由讲学再兴起的演变,魏晋屯田、占田、课田至唐代租庸调的演变,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理解,等等,均有所创见。
      在西南联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成绩斐然,从事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学者也不甘落后,他们不仅在关心国家前途命运上投入了全部热情,更是把报国的热情化作科学研究的动力。
      华罗庚先生1940年完成了他在解释数论方面的研究。这一创造性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拓展了关于素数变数的华林问题,以及变数之素数的方程组研究。他在学习并掌握了彼得堡派苏联数学家维诺拉托夫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维氏的方法扩大应用到数论中各个不同的方面,写出了20多篇论文,并在1941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数学名著《堆垒素数论》。
      周培源先生为将科技服务于抗日,曾自学空气动力学、弹道学。从1938年开始,他改为研究应用价值较大的湍流理论。1940年,他首次提出需要研究湍流的脉动方程,并用求剪应力和三元速度关联函数满足动力学方程的方法建立起普遍湍流理论。1943～1945年,周培源先生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发表了《关于速度关联和湍流脉动方程的解》一文,此后在国际上发展成为湍流的模式理论。
      由于地处云南,西南联大的教授十分注重将自己的研究和云南的开发结合起来。生物系教授沈同以云南盛产的野果余甘作试验,研究维生素C与造血机能的关系。施嘉炀教授与资源委员会合作组成“云南省水力发电勘测队”,经过两年完成了两期勘测任务,提出了云南水力资源开发的初步计划,同时设计出腾冲水电站、富民水电站等一批水电站,出版了《昆明水工研究丛刊》。孙云铸教授与有关专家合作,对滇南上寒武纪的地质情况进行研究,写出《云南西郊之奥陶纪海林禽动物群》、《滇西中志留纪地层》等论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极大地促进了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              
 
                                                               三 
      西南联大大师如云,教授的水平是世界一流的,他们的道德和人格力量也同样是一流的。 
      抗日战时,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钞票,造成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联大师生生活十分困难。1937年上半年(即抗日战争发生以前),一个教授的平均月薪约为350元法币(抗日战争以前一元法币即一元银圆,350元大约等于今天的人民币一万一千元),到了1943年下半年联大教授的每月平均收入为3697元法币,物价比1937年上半年上涨了405倍,因此教授的3697元收入只等于1937年的 8.3元!依靠这仅值8.3元的每月薪水,又如何能维持一家几口人的生活呢? 
      闻一多先生每天上午在联大授课,下午在中学兼课,晚上批改了学生作业后,半夜还得为别人刻图章卖钱!吴晗先生因妻子久病,医药费和去上海的旅费无法筹措,于1946年4月写报告给校长梅贻琦,向学校借钱。报告说,“九年困境,债台高筑,旅费、医药费及最少五个月之生活费,一无着落”,只好提出先向学校借款,然后以自己的16大箱书籍变卖还债。法律系费青教授长期患病,经济极为困难,只好请求学校收购他多年来的德、英、汉三种文字的全部藏书。1941年9月,北大法律研究部付了法币3000元,购买了费先生的藏书。书籍是知识分子的“命根子”,科研必须有大量的参考书,而这两位教授为了生活,居然决定出售自己的所有书籍,此中苦况,难以想象!
      教授中拖儿带女、家属人口众多、负担沉重者,为数不少。王力、冯友兰、杨武之(杨振宁之父)、潘光旦等15人的全家人口有六个闻一多、罗常培等14人的全家人口为七个蔡维蕃、徐继祖两人的全家人口为八个而中外闻名的大学者和作家的朱自清全家则有十口之多。如此沉重的家庭负担,仅靠这每月8.3元大洋又怎样生活? 从联大教授或“教授会”写给当时教育部或联大学校领导的报告,可以说是字字血声声泪,感人肺腑:“……同人等昔已为涸辙之鱼,今更将入枯鱼之肆矣。……惟望每月薪津得依生活指数及战前十分之一二。无论数目之多少,总期其购买力能及战前之五十元,俾仰视俯畜,免于饥寒。庶几风雨如晦,鸡鸣不己,以求国家最后之胜利。”
      然而,就是在如此极端艰苦的情况下,竟然出现了这样的“奇迹”:1942年10月联大有25位名教授,全部是各系的系主任,联名致函校领导,拒绝教育部发给自己的特别办公费。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教授兼系主任,工作量增加了,工资贴补一点,天经地义,更何况是教育部统一的规定。但联大这些教授不要津贴,他们宁可继续过自己的贫困日子。高风亮节,正气凛然,令人景仰!
      不仅如此,联大教授的高尚的品质还表现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老师和行政人员的精诚团结上。西南联大由三个学校临时组成,不论常委会、教务处、总务处,或是各个学院和系,一般说都有三个学校的人,却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从没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之事。三校老师和行政人员,大家都以大局为重,和衷共济,亲密无间。能做到这一点,最重要一条,在于三校的传统好,联大教师以及行政人员的素质高,思想品质优秀。人人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以学校前途为重,不计较个人或原先“小团体”的荣辱得失。
      虽然西南联大早已于半个世纪前解体,不再存在,而“联大精神”却依然芬芳扑鼻,永留人间。

      碑文中镌刻的“违千人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在这些史实中可以找到元气淋漓的生动见证。即便时光远去，站在今天遥望西南联大传统，我们也不能只剩下遥望，而是在历史中找回富有生命力的起点。
　　
　　“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人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冯友兰做过8年的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他在起草这篇著名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文时，这位冷静的哲学家内心一定涌动着一股激情。强寇压境，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名校被迫南迁，合组西南联大。如果从组建“长沙临时大学”算起，转眼已有70个年头。几天前，三校的现任校长齐聚南开大学，为复制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揭幕(据新华社报道)。
　　
　　也许比立碑更重要的就是真正传承西南联大的学统，比热闹的纪念更重要的是默默发扬西南联大的精神品格。兼容并包也好，学术自由也好，简而言之，西南联大的传统首先就是对“学本位”的坚守。以学术为本，以教学为本，以教师为本，以学生为本，本来即是普世公认的大学原则，不独西南联大如此。令后人感到安慰和欣喜的是，即使在战火绵延、民族危亡的年代，西南联大仍始终坚持学术自由、教学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教授会代表的选举一直没有中断，学校的重大事情都经过教授会议讨论决定。曾经在西南联大求学的学子，回首当年，对这所战时大学更是心存感念，何兆武、许渊冲、赵瑞蕻……他们的回忆都令人悠然神往。
　　
　　当年，闻一多教授为研究生王遥毕业论文初试一事，写信给主持校务的常委梅贻琦和教务长潘光旦，将有关事项一一开列在信上，包括要“文书科办通知”，“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邀请哪些教授出席，等等。第二天，梅贻琦的批复只有两个字：“照办”。这不过是平平常常的一件小事，校方尊重教授，“文书科”、“事务组”这些行政后勤人员为教学、为教授乃至为学生服务，这一点在西南联大和更早的清华、北大、南开都已形成惯例。正是在这种“学本位”的氛围中，老师埋头治学，学生一心求学，课堂内外弥满了学术的空气，物质上的极度贫乏与他们精神的富足构成巨大的反差。许多教授一生中最好的著作是那个时候写的，许多学生把这段生活看作是一生的好时光。
　　
　　可以说，那个存亡绝续的关头，西南联大所代表的大学，《大公报》代表的报业，商务印书馆代表的出版业，就是中国的精神柱石，是民族文化不灭的象征，它们辗转流徙，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世界胸怀”和“中华情结”，创造并留下了一个值得我们永远追寻的传统，这个传统中，不畏强势、傲然独立也是它不可忽略的精神内核之一。
　　
　　陈立夫做战时教育部长，试图统一大学的课程教材，西南联大的教授拍案而起，校方和他们站在一起，1940年6月10日，经西南联大教务会议通过，正式致函教育部，要求教育行政当局给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对于统一大学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他们逐条予以反驳，有理有据，其中庄严指出：“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这是西南联大守护“学本位”传统的一次经典性努力。
　　
　　值得一提的还有教授们并没有把自己关在学术的象牙塔里，两耳不闻窗外事，在致力于专业研究和教学之余，他们关怀国事，时刻牵挂着本民族的命运，这也是西南联大传统中不可遗忘的一部分。抗战胜利之际，包括朱自清、闻一多、张奚若、汤用彤、钱端升在内的十教授，联名写给国、共两党领袖的那封公开信，仅仅是书生问政的一个普通例子，在“治乱间不容发”的历史关头，这些知识分子不会选择沉默，他们要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碑文中镌刻的“违千人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在这些史实中可以找到元气淋漓的生动见证。即便时光远去，站在今天遥望西南联大传统，我们也不能只剩下遥望。

西南联大虽然只有短暂的八年校史，但是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传奇，在战火纷飞和物质极度匮乏中，她创造了中国近代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辉煌巅峰。

联大8年，前后任教的教授有朱自清、闻一多等300余人，他们都是各个学科、专业的泰斗、顶级专家,学生有8000人，毕业生近4000人。

联大师生担任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共171人（学生92人），其中有杨振宁、李振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2人获得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宋平、彭佩云等人成为国家领导人。 

纵观中国从京师大学堂到现在有哪所大学有如此传奇，哪所大学能在短短8年之内能培养出如此之多的人才。在铁皮屋顶下伴着噼噼啪啪的雨点敲击铁皮的“旋律”上课；在云南茶馆里叫上一碗茶，手捧一卷书从天亮坐到天黑；同样在茶馆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几个年青人在讨论最新的量子理论。这是怎么样的环境和氛围啊？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法国著名的布尔巴基学派，大家在咖啡厅里热烈的讨论数学，于是一个个大家相继出现，一个个经典理论相继诞生，公理化体系统治整个数学界，影响至今。

在如今这个浮躁的年代，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还能在茶馆和咖啡厅内看到有人在看书或是讨论学问吗？除了死气沉沉，只有形式没有内容的所谓的讨论班外，还有这样的氛围吗？但是无论在哪个地方，都能听到的一个讨论是“你的股票涨了或是跌了多少？”，“房价多少了？”即使在讨论班上最流行的话题都是“工作找的如何了？你买了彩票中奖了没？”难得有“这个问题怎么理解？论文投哪，发了没有？”的话题。最热衷的还是如果赚钱而不是学术。

真的很想有那个氛围，大家可以坐在一起谈论下学术，可以没有生活压力做自己想做的东西，在讨论中冒出一个个想法，形成一篇篇文章，在各个杂志上发表。

就遥远的向往下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西南联大，大家报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而努力学习，努力研究。或许中国也只有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情况下才有那样传奇的学校创造出中国近代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辉煌巅峰。

就多了解下西南联大的历史和过去，在能静下心来的时候多点思考多点感触。

作者自述: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艰苦的境地，创造了空前绝后的文化辉煌。我原本试图契合本期主题，从西南联大与云南的关系入手，探讨两者如何相互成就。初期的采访和收集材料也基本由此出发。然而，在昆明和北京两地的走访中，一个可怕的现实却不断逼向我——我们正在遗忘西南联大，它本身，以及它所指代的精神传统，都在岁月的磨砺下消耗殆尽。出于多年来对这段历史、这些学人的敬重，我未曾想过会用第一人称来叙述全文。然而，在失望与愤懑的情绪裹挟下，我又似乎别无选择。

西南联大纪念碑

遗忘的时态

一

居然要一直等到十八年后，我才终于能够知道，西南联大究竟是什么。

那个下午像一场漫长的成年礼，我伏在空荡教室的最后一排，深秋的阳光瀑布般倾泻直下，从背后浇透全身。

我们年轻的教授站在台前，用江西口音讲演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大家像他一样瞪大了眼睛，因为我们终于趟过粗糙的《伤痕》，进入令人兴奋的1980年代。然而，那天登场的并不是我们都期盼着的北岛和顾城，或者教科书上连篇累牍的余华与莫言，而是一个委顿于角落里的名字——汪曾祺。

啊哈！教授涨红了脸，皱纹将眉毛托举在额头上，很高兴的样子。一条中断了三十年的传统终于衔接起来啦！他像个孩子那样叫嚷，双手不禁抬起，做出穿针引线的动作，远远望去，像个被《命运》击中的指挥家。

1940年代，沈从文一代在西南联大造就的文学传统，复活了。他环视着我们，眼中的火焰却逐渐暗淡下去，他看见我们正一齐愕然地望向他。西南联大？

前面一个学期，教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是位研究女性文学的老学者，他的兴致在丁玲和张爱玲，日日苦口婆心地劝诫女同学一定要争取经济独立，然后才有人格独立，万不能困在家里做主妇。那时，“鲁郭茅巴老曹”的排行还无人敢去调换，沈从文在他口中，不过是倏忽而去的一行白鹭。

年轻的教授点着头，用牙齿咬住下唇，仿佛受到极大的伤害。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个字，粉笔在黑板的挤压下像被鞭挞的烈马那样嘶鸣，断为两截，坠在地上。

时光猛然便倒流了四十年。吊扇呼呼扭转的光影，轮盘一样指向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穆旦和他们的西南联大。

那个下午过于奇妙，以至我时常想不清楚它究竟是否发生过。年轻的教授像汪曾祺回忆里昆明图书馆的那个管理员，拥有一个并不走动的座钟。上班的时候，拨到八点，过两三个小时，便起身将它拨到十二点，冲围坐看书的人们喝一声，“下班了！”那一刻，他不再是一个臃肿的年轻教师，惯常的微笑从他脸上迅速褪去，他不停地擦着汗，全然操纵了时间。

曾对1980年代文学俯首称臣的我们，不敢相信他所讲的一切，究竟是一段历史，还是盘古开天、夸父追日那样的上古神话。我们的历史太长了，有那么多暧昧不清的古往今来。在漫长的前大学时代，我们熟知《最后一次讲演》的演讲技巧，牢记陈寅恪、朱自清这些可能会出现在考卷上的名字，每个孩子都盯着志愿书上北大和清华的空格两眼放光或黯然神伤，在老狼的歌声中闭着眼睛揣想白衣飘飘的年代，却从来都不知道，曾有一座叫做西南联大的学府，在民族危亡的时刻，闪耀如星汉倾城。

二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黑色石柱上的白字，与六年前黑板上的白色粉笔字，重合，叠化。那么触目惊心的，我被推到它面前，形同被捆上绞架的未亡人。